四、曹沫史事求真
    分析曹沫的形象与史载，让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刺客形象的起点，亦即曹沫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的呢？虽然口述史的特点让我们对细节不必过于认真，那么曹沫到底劫持过齐桓公吗？既然曹沫生活在鲁庄公时期，下面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时期，分析是否有曹沫行刺齐桓公的可能与必要。
    鲁庄公九年，鲁国护送公子纠回国，与齐桓公有仇，但是鲁庄公十年长勺之役，鲁国大获全胜。齐桓公转而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和国力的发展。鲁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召集北杏会盟，但是未达到预期目标，鲁国并未参加。齐在会后以遂人不参加会盟而灭掉遂国，使齐国的势力到达了汶水北岸，对鲁国产生威胁。这些是史实。也就是说齐对鲁的威胁是一种施压的做法，非是直接正面战场的“三战三败”。而鲁国意识到这一点，迫于齐国的强势，愿意与齐国言和，所以于北杏会盟的同一年冬天与齐盟于柯。这确实是出于鲁国的请求，但是并非传说中鲁国是早有预谋劫持齐桓公而提出请求的。因为鲁国在小国之中有强大的号召作用，鲁国要求与齐言和，齐桓公自是喜出望外，这也就是《管子》等书所记齐桓公非常痛快地答应会盟的根本原因所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策略之一就是“亲邻国”，而这个做法的关键之一就是“反其侵地”。《国语·齐语》载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为此，管仲提出必须“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说到邻国，鲁国是离齐国最近、最重要的邻国，所以似乎不必曹沫提三尺之剑劫持齐桓公，只要鲁国归顺齐国，齐就会归还其土地，这也可以《国语》为证。《齐语》载“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韦昭注：“棠、潜，鲁之二邑。”鲁国在齐国的对外战略中举足轻重，鲁国的归附与否，关系到齐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是否稳固。所以归还侵鲁之地，乃是齐的既定国策，并不需要以刺客相逼。而且，春秋时期霸主的策略强调的是服从，而不是侵占土地，与战国时期强调灭国略地截然不同。在“刺客”说里面，对鲁亡地的强调应当是战国时人的观念。
    春秋时期，臣子尊重别国国君，自称自己是“外臣”。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楚鄢陵之战时，辅佐新军的晋将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在如火如荼的战场上，还不忘对敌国国君表示恭敬。楚共王派使者以弓为礼物问候他，郤至则脱下头盔，恭敬地说：“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对使者肃拜三次而后退走。郤至以“伤国君有刑”，将下军的韩厥以“不可以再辱国君”（20），都下令停止追击敌国国君。这都是春秋中期的事情，更何况早在他们之前一百多年的春秋初期的曹沫呢？
    曹沫身为刺客，一洗国之耻辱而自己也扬名后世，这是非常明智而光荣的事情。然而，必须看到这是战国时人的观念。而事实上，春秋时期社会上仍然“尊礼重信”，认为忠、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曹沫是刺客自然不能算是合乎“礼”的，而鲁庄公更不可能亲自为刺客而劫持齐桓公（21）。《左传》庄公八年记载，鲁因郕国问题与齐冲突，仲庆父请求攻打齐师，鲁庄公不许，说：“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也就是说在鲁庄公的思想里，修德的观念很重。换一个角度来说，在强调以礼、信服人的春秋早期，若鲁庄公与曹沫早有预谋，身藏利刃，劫持齐桓公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在当时就会为天下所不齿。所以说，曹沫劫持齐桓公之说，核之春秋初期的社会与思想背景，应当说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然而，毕竟《战国策》、《管子》、《吕氏春秋》、《公羊传》、《榖梁传》、《史记》、《新序》、《资治通鉴》、《太平御览》以及后世的文学作品皆采纳了曹刿（或曹沫）为刺客的说法。可以说曹沫曾为刺客是战国秦汉非常流行的说法，汉武梁祠即有曹刿（或曹沫）劫持齐桓公的画像石。这种说法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
    事情的真相，也许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春秋时人所理解的“刺”与战国人的“刺”应当是不一样的。《说文·刀部》训“刺”为“君杀大夫曰刺”，并且说“刺，直伤也，从刀从朿，朿亦声。”“刺，直伤也”，这应该是刺的本义，即用尖锐的东西向前直戳。先秦时期，用语言进行严厉地指责、批评，也叫做刺。批评、指责的对象可以是人，是物，也可以是思想、制度等。“刺”的这种意思在《诗经·国风》中很常见，即所谓“刺诗”也。《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郑玄笺：“风化、风刺皆为譬，喻不斥言也。”（22） 不仅《毛诗序》屡言刺诗，诗中也屡见作此意思的“刺”，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荡之什·瞻卬》：“天何以刺？何神不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此外，《战国策·齐策》：“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礼记·檀弓下》：“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所以曹沫刺齐桓公该是据“礼”力争。曹沫不是鲁国的执政卿士，而只是鲁庄公参加柯之盟的一般随从，可是他有理有据，针对齐国不竞于德而竞于力，威逼邻国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指出齐国的做法违背先王之命。曹沫越班进言，这一做法，实属意外。因为时处春秋早期，非常讲究臣子的班列位次，曹沫的僭越行为，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更会引起时人的惊异。他也就因为有超人的勇气与眼光而被人们记住。而且，在这之前的庄公十年，曹沫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超人智慧与远见已经引起史官注意。曹沫指挥长勺之战，以倡导“勇气”大获全胜。所以在时人眼里，曹沫肯定是勇士的代表。
    曹沫以义正词严的语言“刺”齐桓公，使齐桓公心悦诚服，与鲁捐弃前嫌，修好关系，也许这就是春秋早期柯地会盟时曹沫为刺客的真相。但是相传至战国以后，在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社会风气里，在口耳相传的口述史里，曹沫为刺客的说法理所当然地被改造加工，在变成战国社会观念所需要的形象之后进行传播。成为策士口中宣扬自己主张的例证，这才成为战国后期真正刺客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