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时代的产物，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动和发展总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制约。鸦片战争后日益呈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激化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使东方中国文化几近衰亡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又向她提供了一线生机，中国文化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觉醒过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希望，西学成了改造传统文化的契机和利刃。
    西学的传播介绍，使中国史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史学自身意义的认识。而且还引起了一系列具体史学实践的变化。
    （一）历史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
    中国传统史学，只“是偏重于政治”、“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①a]。有关各个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只是作为政治的陪衬物出现的。为了建立中国新史学，新史家们首先批判了旧史学研究“范围至为狭小”[②a]，“自古迄今，人类值得纪念称述的事业、岂仅‘政治’一端？如海上的探险，商业的开拓，城市的建筑，大学的设立，种种惊人的发明，文艺的创作……那样不应该包括在历史的范围里？但可怪的是，就是到现在，‘政治史’还是保存它唯我独尊的地位，”[③a]应该让“新史学为之开拓是也”[④a]。“至于新史学之范围，则凡一切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胥为其所应注意之点……尽力建设一完全而合理之过去全景，且又侧重各时代之特著精神而已”。“新历史范围推广之范围有三：所述人类之意趣与活动加广，一也；上及吾人关于人类行为起始之时代之知识，二也；旁及全世界，使近代史渐成为世界之事业史，三也；有此三者，而新历史之范围，遂非昔人之史所能企及矣。”[⑤a]
    史学研究者们还特别提出应“注意经济社会关系尤为新历史特点。”因为“经济为文明之一重要基础”[⑥a]，“经济受科学之支配，尤足使一时代之社会制度无不受其影响，故人类发达中之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部分，即今后新史学所欲加以注意者也。”[⑦a]萧一山在出版《清代通史》时，对书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安排作了说明：“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通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铨叙之。”[①b]
    近代科学发现也促进了历史学范围的扩大。人类“昔述史迹，不过数千年，今则由地质学、人类学之研究，知人类初生至今已七十五万年。”历史时间的拓展，历史学范围随之得以扩大。旧史学家“规于民族之分”，而今日因交通、运输的发展形成的“空间之统一……吾人愈成为世界全机体中不可解脱之一分子。”史家不但须研习中国社会之发展变化，更须“明人类文化之共轨。”[②b]
    将历史研究从集中于少数人扩大到全体人民的生活，是历史学范围扩大的另一表证。历史学家应研究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将成为史著记载的重要内容。梁启超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③b]新史学在注重宏事伟业的同时，“又异常注意微小的、普遍的、同隐僻的重要”、“所以科学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专门注意英雄的、可标的、奇怪的事情了，只承认无论那种制度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④b]治史标准的这些变化，乃是“现代史学观念进步之结果。”[⑤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