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史观：是在继承乾嘉朴学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使两者融化无碍地结合起来，并成功地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本理论是：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相辩证；二、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代表以古史可考、可证的治学宗旨和信念，又以征实求真的新考据方法，达到了新史学在考据方面的最高水平，代表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
    生机史观：是在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影响下，把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归于人的“本能”，盛言生命的自主性，人类的自由意志与文明进化的目的性，以为只有与生俱来的“生机力”才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的最终的基础。“历史上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支配历史行为。”[①i]还认为观察历史演化须兼顾物理、心理两方面，且须以心理为主。因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会愈大。历史学家如不重视“心理法则”，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高度文明的社会，更不可能直接体验历史生命的活跃。代表人物朱谦之运用这些观点于史学实践，写出了《历史哲学》（泰东图书馆1926年出版）和《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出版）。
    生物史观：是在社会达尔主义指导下，运用生物学原理论述、分析社会进化的历史理论，产生于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加重的三十年代。旨在讲求社会进化由生物法则支配的学理，阐释国族兴衰取决于集团竞争成败之道，以唤起国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爱国意识。代表人物是常乃德，著作有《生物史观与社会》（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出版），《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成都国魂书店1940年出版）。
    它认为人类社会乃一有机实体，其结合中心是生物的血缘关系。前进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生物求生存的本性、人类社会进化的轨式莫不受生物法则的支配。生物史观将社会进化分为家族、部族、民族和国家四阶段，认为驱使其升进不已的主要原动力，实来自有机实体的社会自身。入民族阶段以后，规范整个社会组织和型态的原动力，则在由历史文化长期熏习而成的民族性与国民性。相反的，社会的衰亡乱死，则源于社会环境与社会动势矛盾所导致的动势萎缩。所谓动势，即一社会向四周环境发展的主动倾势，亦即该社会集体生命力的表现。
    注释：
    ①a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出版，17、22页。
    ②a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
    ③a杨鸿烈：《史学通论》，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④a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
    ⑤a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1924年。
    ⑥a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1924年。
    ⑦a陈训慈译：Dr Harry E Barnes《史之过去与将来》，《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4月。
    ①b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
    ②b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24年。
    ③b梁启超：《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23年。
    ④b杨鸿烈：《史学通论》，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