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范围的重新认识
    近代社会的进步与史学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方法的局限，建立广阔的史料观念，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历史学研究范围从单一的政治史扩展到典制、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生活，也必然要求历史学家既要注重所研究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史料，又要注重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史料，促使他们不断地发现新史料，采用新史料。其它学科的材料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运用于史学研究。正如陈寅恪言：“一时代之学术，必然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⑥b]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有了提高，判断史料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人们可以进一步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鉴别史料的真伪。许多过去被人们忽视而认为没有史料价值的材料，这一时期被当作史料而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从西方学者利用神话资料研究各民族早期思想与宗教观念中受到启发，主张从神话中寻找地方风俗和社会心理资料，从《山海经》中观察古人的某些思想，从讳书中考察古人的宇宙观，从传统节日和地方节日中寻找民俗史料。顾颉刚首倡将戏剧、歌谣、神道等人们所熟悉的民俗材料作为史料，引入历史研究。陈寅恪留学国外十几年，又精通十几种外国和少数民族语言，这种得天独厚的学养功底常常能得到常人难以想像、掌握的史料。他在清华研究院时对研究生指导的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经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文和满文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课程，均可说明其研究之深，运用史料之广。他还将小说、诗文作为史料，引入历史研究，产生了著名的“以诗证史”研究法。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c]更是将史料范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研究法的最高水平。[②c]
    学贯中西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家们，以进化论和其它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作为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以一种广阔的、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突破历史沿袭的保守的、封闭的、狭隘的思维模式，把外来观念、异族故书、域外文献等作史料引入历史研究。他们认为，“史料范围的扩张却是‘近代史学’和‘昔日史学’最大的分野。我们现在从事历史的人，最重紧的工作便是能利用直接的材料，大如地方志，小如私人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或某个报馆目下所发行的新闻纸。”[③c]来作一番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二十世纪初期，发现、整理了震惊国际史坛的各种史料和遗址。它们是：河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汉晋简牍和敦煌文献的发现，史前遗址的发现，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各地金石古铜器的出土等。这些史料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史料范围。学者们纷纷转向新史料的研究，由此形成了新的学科，如甲骨文学、敦煌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史料发现必然带来史学的发展，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后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④c]历史观、史料观的巨大变化和大量史料的发现，必然会带来史学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