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表述方法的更新
    我国古代史著体裁大致有三种：按时间顺序的编年体，按人物事迹的纪传体，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虽然史著汗牛充栋，烟波浩淼，却没有能揭示事物发生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随着中国新史学的创建，历史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目的，必然引起历史表述方法的更新。新史学家认为旧的记述方法“以事系月，以月系年，年经事纬，固然是一目了然，可是我们要作历史是专为时代而作呢？还是为着叙述社会的进化，阐明事物的因果……若是为叙述进化，阐明因果，恐怕这编年法，是不甚完全。”[⑤c]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就提出，新的中国通史应“旨在独裁”。陈介石也在《新世界学报》上撰文提倡“据我中国古史，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⑥c]
    当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运用章节体形式来编纂的史学著作已陆续介绍到我国。如1899年樊炳清译桑原骘藏的《东洋中要》，那坷通世的《支那通史》，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的市村瓒次郎的《支那要史》等。新史学家经过反复选筛，最终大都采用了能较好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而又叙事清晰的章节体。较早利用这种方法的有普通书室编的《普遍新历史》（1901年），陈庆年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年），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上卷1903年，中卷1904年），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储丙鹑《掌故时务教科书》（1904年）等。
    随着五四时期民主、平民思潮的进一步深化，文学革命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也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变革，史学为“国民”服务已是时代的需要。梁启超不少史著，便是以浅显的文言文写成，明白易懂，朗朗上口。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在反对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口号感召下，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数量激增，如观我斋主人的《鹦粟花》（一作《通商原委》，内容有关鸦片战争），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两晋演义》和《云南野乘》，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应使用语体文。由此又出现了一大批白话历史教材，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金兆梓的《新中华初级本国历史》，顾颉刚、王钟麒的《初中本国史》、《新中学教科书世界历史》，其中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则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通史。[①d]
    为了认真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夏曾佑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期：自草昧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季古之世，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衰时代；唐为复盛时代；五季宋元为退化时代；清为更化时代。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也根据社会进化史观，把中国历史分为六个时期：秦以前称“上古”；秦到唐朝全盛时期称为“中古”；唐代安史之乱到南宋称“近古”；元明到清代中期称“近世”；从“西学东渐”到清亡称“最近世”；辛亥革命以后称“现代”。顾颉刚评价：“《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纪元。”[②d]
    （四）历史功能的重新认识
    传统史学是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垂训”和“资治”方面。这一陈旧的史学模式，已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借助西方史学的新观念和科学方法，新史学家对历史功能进行了再认识。何炳松在阐述鲁滨逊的思想时指出：“历史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就个人而论，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记忆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就是我们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现在社会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们要想有点贡献，必先明白现在的状况，要明白现在的状况，必先知道他们的来历。”[③d]陈训慈还介绍了鲁滨逊的弟子巴恩斯的观点，认为“新史学家言史之目的，为与现今人类以过去之完全而可靠之写真，使吾人于文化之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得有极真实之了解也。”新史学的目的“在于改良现在与规划将来。”[①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