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家将乾嘉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科学治史方法相融合，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开始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加速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
    新史学观念的拓展，史料范围的扩大，历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要求历史研究者具备多种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完成研究任务。他们已认识到，“历史本身的范围既广且博，而与之有关联之学科亦复不少”[⑦f]“历史发展之状态，繁复无常，无所不在，故必受多方面的影响，而继非任务单纯原因所能解决者。”[⑧f]“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而“所谓新科学，即人类考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例如“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类学、古物学、抑或动物学为之基础，必致茫然无所措手，此则显而易见之理矣。”[⑨f]
    “实则其他科学的新方法，无论为经济学或政治学所创获，抑物理学或化学所创获，皆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体，可为史学用。任何科学法之用，在于分解该科对象的诸种因素，求出其间不可移易的关系或因果定律。”[⑩f]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则把与史学相关的社会科学统称为“历史的新同盟”。他认为“因为利用进化原理的缘故，所以进步得异常的快，而且能够改正一般历史家所下的断语，解除许多历史家的误会。”如果能利用人类学、古物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去“研究人类的各方面”，就能“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所不能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①g]
    1920年夏，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读了德国史学家郎普勒西特的《近代历史学》一书，颇有启发。朗氏认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朱希祖根据朗氏的观点，对北大史学系进行了改革。他将课程分为六类：〈一〉史学的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都定为必修科目；〈二〉史学的辅助科学，如目录学、沿革地理、人文地理、地史学、金石学、小学定为选修科；〈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如历史学、历史哲学、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思想，也定为必修课；〈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也是必修课；〈五〉专门史，如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学史、美术史、版本史、西洋文化史、制图学、专题研究之类定为选修课，〈六〉第一、二外国语是必修科。制度在北大实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竞相效仿，一致采用。“从此以后，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林，而史学家培养渐多。”[②g]
    （六）历史哲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我国传统历史学注重史论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遗产，但迟至20世纪，历史哲学在我国仍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发端兴起于18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而中国历史哲学却兴起于二百年后的20世纪初期。
    在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激励下，一批受过西方文化熏陶有志于改革的有识之士，深切感到：“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③g]各地大学历史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课程。仅以北京大学为例，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贯彻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一方面请李大钊在课堂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和“史学要论”；一方面也聘请刚从美国回来的何炳松以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这样的改革，突破了旧式学府“国学门”的狭隘范围，扩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时，有关历史哲学的译著也骤然增多，较知名的有：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导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美国班兹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法国施享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天灵臬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梁启超、胡适还邀请了美国杜威、英国罗素、德国杜里舒、印度泰戈尔等人来华讲学游说，传播历史哲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