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是历史学科学化的关键，它的建立是中国新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既具有学科诞生时期的进取性，又不得不受着各种现实流派的影响。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有唯物史观，代表是李大钊等；有杜威的实验主义，就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史观，代表是胡适；有杜里舒的生机论，就有生机史观，代表是朱谦之；有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就有生物史观，代表是常乃德；有斯宾格勒的文化周期论，就有文化形态史观，代表是雷海宗、林同济；有兰克的客观主义论，就有“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史料观，代表是傅斯年，……还有进化史观，疑古史观、英雄史观、人种史观，真是“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①h]
    史料史观：是中国新史学历史上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历史哲学观点。指导思想是把史料当作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②h]在治学方法上，则遵循傅斯年“考史而不著史”和陈寅恪“喜聚异同宁繁毋简”的原理，认为须要将各种性质、形式、来源与出现先后不同的史料进行比较，得出“近真”的历史事实。所坚持的正是下列四点原理：〈一〉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学，跟着材料走，“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四〉史学的起点在保存、收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求新材料，利用新工具。
    文化形态史观：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实则是把生物界的发展规律搬进历史学领域。在西方，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多种自成体系的文化所组成的，文化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各种文化都要经历发生、生长、崩溃和死亡四个阶段。既然各种文明具有共时性，那么哲学上、历史上则具有同等价值。
    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雷海宗和林同济。他们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讲演宣传文化形态学，并将这些文章辑录为《文化形态史观》一书（大东书局1946年7月出版）。雷海宗还进一步将“文化形态史观”运用于自己的具体史学实践，写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等著作。林同济认为一切文明都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大一统时代。雷海宗则把历史上的文化形态定为五个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并由此创出中华文化的两周论。无论是林的三段论或是雷的五段论，都是文化形态学的翻版而已。
    疑古史观：以顾颉刚等史学家为代表。它既接受了西方进化史观和实证史观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疑古思想，大胆怀疑古史神话传说，认为只有经过审查之后，有了可信史料，方能正确“释古”。它的基本理论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对于古史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经过不懈的辩伪与考证，表明诸如“三皇”、“五帝”等名词多有伪造，并非信史，盘古、天皇、地皇亦无其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至多也是社会进化的代表符号。打破了神话传说古史系统，在全面考证古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进化史观：是中国史学界较早介绍，并且运用较为普遍的历史哲学观点。最早介绍西方进化论观点的是严复；梁启超则是最早用进化论来研究历史的。他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都系统地论述过进化论历史观。其基本理论是：一、历史是进化的，历史是人类思想行为活动的记载，人类思想的活动日渐进化，那么历史亦随之进化；二、历史进化不是突然的，而是连续而进的；三、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当依进化律，观察历史进化的况象，发现其进化的途径及要素；当依连续律，注意历史进化的联贯，历史的进化是承上启下的，历史的分期仅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当依据因果律，去研究历史发展变化的真相，寻找出历史进化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