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家首先将历史研究当作认识现在，预测未来的工具。“现代与过去相衔接，明古代过去这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②e]“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极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③e]衡如认为：“历史之目的，在使现代之人对于过去之事实有精确可据之了解，俾知现在文明状态之所由来及其原故。”[④e]新史学“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应该根据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⑤e]
    再者，历史研究必须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沿革、变迁的因果内在联系。“历史者，宇宙现象之叙录，”[⑥e]历史学乃“研究人类进化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⑦e]“历史学者，人类因保生乐生之心理的需要，循时间之进化，托空间之迹象，所发生各方面成绩的活动之系统的记载与阐释，冀以实揭过去，……而促成人之幸福与发展。”[⑧e]从“人类社会赓绩活动之体相，”[⑨e]“以阐明其承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互相之关系者也。”[⑩e]
    其三，历史还负有培养人民爱国心的责任。“所谓国民意识者，即谓全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已往、现在、及未来之地位，有〈1〉共同的认识，〈2〉共同的了解，〈3〉共同的希望，是也。历史所以必求正确者，即因其负以重大责任之故。历史是持着开拓诊断国运的使命的。”（11）e
    （五）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主要表现在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和吸收其他学科方法，这与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绩和唯科学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中自然科学之发展，一日千里，举世震惊，一切思想文物悉为改变，而历史亦不能不拜其佳k1h704.jpg。”（12e）新史学家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已任。“我们的新历史观，应该象照像的对光一样，对于所看的应该清楚、正确，不能支离恍惚，把一桩事情看得畸经畸重，都是不当。历史上的事实各有比较的关联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用主观的、神学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观察去研究历史。我们要采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虑历史的真象。”（13e）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
    在西方史学理论和观点的影响下，新史家们不再满足于那种“供文学家炫示舞文弄墨的伎俩，所记的都是耸人听闻的琐碎事，或撼动天地的大变乱，或是记帝王卿相的行为和政治事迹”[①f]的旧史，“即是念完了亦不过号称‘博闻强记’，增加一点助谈和作文的材料罢了，而于国家的盛衰，文化的变迁，政治的沿革，社会的情状……，恐仍茫然毫不知道哩！”[②f]新史学必须为人们提供了解社会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新史学家不能只注意历史事实的堆积排列，而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不但须究其然，并应究其所以然，”[③f]“不仅是社会现象之平面的比较研究，并且要研究社会进步、发达的过程--变迁、进化的径路，追求他发达的顺序。”[④f]
    怎样才能研究出历史的“所以然”呢？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福”[⑤f]。“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⑥f]这一时期有关历史研究法的专著从无到有，骤然大增，较著名的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姚永朴的《史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再版），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出版），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