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统治时期，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讲解经书，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1583-1657），名忠，字子信，号罗山。幼年博闻强识，13岁入京都建仁寺作“稚儿”，[②b]读书很热心，读了不少儒教书籍，寺内诸僧劝其剃发出家，但林罗山却以儒家的“孝”为根据，拒绝为僧。他说：“身体发肤不可毁伤，孝也。且无子孙，亦为不孝”，[③b]不久就离开了建仁寺。18岁时始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从此倾心于朱子学，并批判佛教。他一生中一直致力于排佛。
    林罗山于1604年结识藤原惺窝（1561-1619）--这位江户时代独立的儒学流派的开创者，并投其门下，二者为促进日本儒学的独立，贡献是不小的。
    1608年（长庆十三年）3月，林罗山经藤原惺窝的介绍，去京都二条城谒见将军德川家康，4月即在江户给将军德川秀忠讲学，历任儒官、侍讲、顾问，参与幕政，历仕于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林罗山之所以这样得宠，是因为他善于为幕府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以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以后林罗山的儿子也被任命为幕府儒官，孙子林凤冈为大学头，是日本教育事业的最高负责人。
    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从而使儒学越发兴隆。当时治《春秋左氏传》的儒者不少，但公羊学却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林罗山别开生面，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以便传习和教授。1688年林罗山点训的《公谷白文》出版了，其子林鹅峰（1618-1680）在序文中记叙了林罗山治《公羊传》的经过：
    昔本朝学寮兴盛明经（解经）、纪传两流，讲授《左传》者众，加以和训授于弟徒。故家家能读、人人善习。……吾先考罗山先生，暇日始加书公、谷二传训点，深藏巾笥中，勿妄示人。偶有求阅者，又秘不广传。呜呼！公、谷之文，古而简约，初学句读决非容易，岂能轻易解其义乎！……噫！读《左氏》未废，公、谷亦未废者，乃余家本泄秘之故矣。
    江户时代儒学的正统学派是朱子学，林鹅峰本人也是朱子学传人，由于他对《左传》的盛兴及对《公羊传》被忽视的不满，才毅然将其父所训点的《公谷白文》公布于世的。
    三、公羊学的成长
    林罗山的《公羊传》训点本出版后，经过56年，享保九年（1724）金泽藩士松永昌易的《春秋集注》三十八卷问世了。
    《春秋集注》以《胡氏传》为本注，以《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为付注，“四传”一并刊载，便于查核。《公羊传》中难解处还加上何休注，点上训点符号，编注工作耗力不少。
    此外，还有《春秋繁露考文》、《公羊传考》、《谷梁注疏考》等书，都出于冈本况斋（1796-1878）之手。《春秋繁露考文》中，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文字的异同进行校勘，在研究《公羊传》的同时，深入探讨《春秋繁露》，对一些疑点详细提出。
    我国清代乾嘉时期，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政治上的文化高压--文字狱，一方面是由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不满，汉学重新兴盛。治经重文字训估，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书扩大到考究史地、天文、音律，对古籍和史料整理，有较大贡献，但和现实有些脱离。乾嘉以后，清朝统治已隐伏了新的危机，这样，运用公羊以言经世的今文经学又告复兴。
    公羊学在我国西汉和清代起过巨大作用，而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用以巩固皇权，清代庄存与、刘逢禄宣扬《公羊》经说，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日本的研究“公羊”，却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