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的研究》[⑤e]是一部研究《公羊传》的大作，著者日原利国，原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先后执教于爱知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是研究西汉思想史的专家。该书由七部分组成：一、春秋学的成立。二、侠气与复仇。三、心意的偏重--关于行为的评价。四、人伦道德。五、经与权--原则与例外。六、特异的夷狄论。七、文与实--理念与现实。
    在正文第六部分“特异的夷狄论”中，日原论述如下：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儒家所要实现的理想之国应该是：远方之人顺服归化、华夷境界消除、天下远近归一、迎来太平之世。这也是儒家的世界观。《公羊传》也标榜“大一统”（隐公元年）和“王者欲一乎天下”（成公十五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提示“春秋之义”时写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即最初阶段把自国与华夏的诸候国区分开，第二阶段疏夷狄而和华夏。第三阶段是加上的‘夷狄进至於爵’这一条，这一阶段不仅拆除了自国与他国之障壁，而且连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也消失了，世界同归于一统。最后一条在《公羊传》中没有明文可见，是何休添加的。何休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可见三个阶段符合了衰乱--升平--太平世之说。成公十五年所述的是春秋笔法的解说，按照阶段，施德化遍及远方，不是指明了发展史观吗？[⑥e]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稻叶一郎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⑦e]一文中说：
    东汉末学者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所述的是衰乱、升平、太平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历史哲学，然而这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这一历史哲学在清朝中期以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康有为在西欧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以三阶段的发展学说解释历史哲学，作为变法自强运动的理论根据，但是由实际考证发现，何休的历史哲学决不是那种三阶段发展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在阴阳五行说范畴中的发展学说而已。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坂出祥伸编著的《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①f]一书，是论述康有为生平事迹的专著。
    康有为及公羊学，对当今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研究康有为的日本人并不多，坂出祥伸在分析这种不为研究者重视、不为读者关心的原因时说：
    戊戌政变后孙文等人的革命派崛起，使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称孙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相反对康有为等人，由于他们主张复辟、尊孔，逆历史潮流而行，结果评价低落。
    还有更糟糕的原因是，我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是不加批判地追随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即按照革命派（孙文等）--善人、改良派（康有为等）--恶人的公式来处理的，所以对康有为的评价在日本是不会高的。象我这样研究康有为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脸上无光。近年来，中国迈向“四个现代化”的道路，重新评价康有为及其“近代化”的主张，康的著述等也接二连三地出版了。[②f]
    宇佐美一博在《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形成和本质的性格》中，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诸篇分成性质不同的几大类，第一类是与《春秋》有关的、以《春秋》为主而述的诸篇；第二类是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秩序为基础阐述的诸篇；第三类是倾向法家的诸篇；第四类是有关郊祭的诸篇。第一类是以《春秋》为主的，主要有（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附带提及《春秋》的有自（楚庄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三代改制）第二十三、自（爵国）第二十八至（必仁且知）第三十、自（对胶西王）第三十二至（实性）第三十六、（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自（郊语）第六十五至（郊祭）第六十七、自（郊祀）第六十九至（郊祀对）第七十一、（威德所生）第七十九、（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其中（阳尊阴卑）、（四时之副）、（威德所生）、（天地阴阳）又属第二类，实与《春秋》相关甚微。第三类倾向于法家，（离合根）、（立无神）、（保位权）等篇中与《春秋》相关内容的则丝毫未见。宇佐美一博还在《董仲舒研究--由气及养生思想方面导入》[③f]一文中，论述了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