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时代初期儒家各种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应在日本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来寻求解答。”[①c]江户时代的儒学界里，各种学派相继出现，如古义学派、阴明学派、徂徕学派、折衷学派等，成长的原因阿部吉雄曾作过这样的概述：一、经文录、庆长战争[②c]，日本获得很多关于宋学的文本和韩本，研读朱子学成为可能。二、武家政权的出现和社会机构的变动，要适应新环境和树立新伦理。三、德川家康是好学的武将，深知“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③c]
    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每每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揭露危机，昌言改革，日本的公羊学也随之有所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破了“天朝大国”的迷梦，魏源在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勇于“学习西方”，写了《海国图志》。当时日本也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当《海国图志》一书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有识人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④c]“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⑤c]魏源名声大震，但他的公羊思想为何在日本并无反响呢？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由日本社会的特异性所决定的。日本是小国、岛国，由单一民族构成，尽管国内动乱不断，但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天皇势力时消时长，却没有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
    第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有人认为日本古代吸取中国文明，近代吸取西方文明，两者合一成为日本文化。实质上日本在吸收过程中不断加以检讨和比较，附合自己的才用，保留其本质。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学过程中，针对本国的民族特征和具体现实，加以改造。“一部德川儒学史，可以视为不断地尝试着把外来思想纳入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⑥c]
    第三，日本崇奉神、儒、佛。佛教往往占据思想指导地位，儒学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独尊”。
    再以公羊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来看，它经董仲舒、何休解经注释后，公羊大义得到空前发挥，其中《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议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正中统治阶级的下怀，从而获得“独尊”地位。鸦片战争前后，运用今文大义议论政事的情况已时有所见，魏源就是其中著名学者。由于两国的国情各异，公羊学强调易姓革命，这在日本单民族国家内是行不通的。虽然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也认识到《公羊传》的作用，为其训解下过苦功，但林罗山在世时迟迟不敢冒昧发表，直到死后11年才公开刊布。无可否认“公羊学的思想体系并不适合日本人的体质……以至公羊学在日本未能获得市民权。”[①d]
    四、公羊学的研究
    公羊学作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
    明治三十三年（1900），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②d]和明治四十三年（1910）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③d]中，纵述支那哲学史，其中却未见论述公羊学的篇章。
    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则是较早提及《公羊传》的书籍，该书发表于大正十三年（1924）。
    昭和五年（1930），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增订版出版，书中增加了“春秋公羊学派”一章，叙述了公羊学兴盛的原因和公羊学派的主张，还对运用过公羊学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