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野哲人又在昭和二十九年（1954）编著的《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④d]中，详细论述了常州学派的创始者庄存与及常州学派的其他学者。
    同时期的狩野直喜编集《中国哲学史》[⑤d]，在“清朝的学术和思想”章节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派，特别是对常州学派公羊学者的有关论述，条理分明，论证有据，对常州公羊学派的学问和思想评价极高。
    《中国的社会思想》[⑥d]一书记载了小岛祐马的数篇关于公羊学的论文。
    还有中江丑吉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⑦d]中江丑吉长期居住北京，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独特的方法论进行分析考核，注重原典，见解独到。
    日本学者在评论《公羊传》以至公羊学在中国的发展时，以肯定它的进步性居多，也有不少批判者。
    在谈论清朝末年盛行公羊学而日本学者持抵制态度时，服部宇之吉这样写道：
    直至清朝，治《公羊传》者颇多，近者革命派尤为喜爱。清末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开设课程，以公羊学为先。观汉代公羊学盛兴及近者复兴之原因，其二者动机未必尽同。汉代公羊学者为证实取秦立汉受命于天，顺天者昌，汉之存在也是天意所归，而解春秋创学说，然近者革命派取公羊学说为灭清兴汉之根据也。出自汉儒公羊学者的公羊学说则未能于《公羊传》中寻见来源，何休作注，亦以此等学说为传说解，细而读之，传与注实如风马牛不相及之二体，各自成意，互不相涉，《公羊传》与公羊学乃二学说矣。革命派所取者公羊学而非《公羊传》矣。以《公羊传》观之，汉朝之兴与存在不宜丝毫籍助春秋之权威，革命派灭满兴汉主义，亦无点滴理由依仗孔夫子。且不必即刻断定《公羊传》是否完全合附春秋之真意，仅公羊学歪曲春秋、诬言孔子之实乃显而易见，不容置疑。[⑧d]
    对于谶纬思想和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等，服部更是严加指责：
    公羊学者之说，即证诸春秋，亦不相合，加之矛盾百出，不得不弥缝破绽，实乃荒唐无稽之言。现时支那人取其学说，借助孔子的权威，以春秋要旨为革命之道德根据，以此为公羊学之妄言辩解，祛除疑惑。[①e]
    赞赏、指责、批判，学术界兴起对公羊学的关心风靡一时，活跃在东洋史学界和汉学界的学者们纷纷辑文投稿，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公羊传》和公羊学，渐渐出现了论述大同思想、戊戌政变等文章。
    194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研究》[②e]一书，收载了板野长八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稻田正次的《关于戊戌变法》二篇论文。木村英一的《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③e]中有“大同书的思想及其性格”一章，认识到要深刻理解《大同书》社会思想的意义，就必须究明被想象的理想社会深处的实在根抵，只有理解了某些特定的思想，才能究明真正的实在之物。
    1950年，福井康顺在《现代的伦理思想》一文中，介绍了康有为伦理思想的各种见解，“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孔子的学说呢？现代支那的伦理思想，正是围绕着这点，并且不断延伸着。”[④e]
    野村浩一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64年著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一书，第一部分为“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说的历史意义”，由清末公羊学派形成的前提条件到戴震和章学诚的学说，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公羊学派的魏源尤为重视，论述其思想来源及形成过程。野村从清末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冲击及侵入，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还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中分析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野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以往中国问题研究者中所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