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中著者概述了汉、清两代公羊学的展开，十分强调公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著于竹帛的，其思想特征为革命、尊王、非战、任侠、复仇、灾异等十项内容。
    汉代的公羊学是带着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登场的。汉初诸候不断叛乱，大臣贵戚违法逾制，社会矛盾日益剧烈。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导，任其自然，随其发展，导致礼制废驰，等级混乱，对统治秩序危害严重。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政治统一。汉武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董仲舒首举“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政治的需要。董仲舒在天人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了黄老、法家和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取代黄老，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思想。狩野直喜指出：“汉武帝时代及其以后，并非黄老思想一扫而光，武帝自身尊崇儒学，同时也信奉神仙、方士，就是对道家的兴趣也不浅。”[①g]也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西汉经学形成的主要原因。”[①h]这正是汉代儒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它吸收了谶纬说和道家思想，使原始儒家思想中注入了神秘思想。著者认为，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学，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西汉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公羊传》在诸经中获得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王朝经元、成、哀、平四帝，日趋衰落，汉武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公羊学也随之衰微，魏晋以后，成为绝学。
    乾嘉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大地主、大商人疯狂兼并土地，各地农民起义频起。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等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力求论证“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②h]企图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内振朝纲，外敌“四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刘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借《公羊传》以讥议时政，抨击封建末世，提倡“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继承了、刘、龚、魏的学说，充分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作为宣传、鼓动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
    公羊学自东汉后衰落达一千五百多年，到清中叶又奇迹般地复兴了，著者再次强调，作为变法运动理论根据的公羊学，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指导思想而登场的公羊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著者分析了公羊思想的进步性和保守性，说公羊学肯定了易姓革命的必然性，这点是非常进步的。公羊学中的“三科九旨”、“通三统”、“张三世”等学说，都含有变易、进化思想，暗示着易姓革命的必然性。魏源正是发挥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提倡经学致用，为自己的变革主张寻找理论依据，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③h]还说：“变法愈尽，便民愈甚。”[④h]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阐述历史进化论观点，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康有为为了把自己的维新理论制造得更加完备，又在“三世说”中添加了《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把《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并描绘出中国由“小康”步入“大同”的宏伟蓝图，即封建社会（小康），通过改革，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同）。康有为正是在旧的儒教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制造舆论，鼓吹变革的。
    戊戌维新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著者肯定了康有为为挽救垂危的清政府而提倡改革的热情，他的一系列维新宣传活动，对于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加速清政府的垮台，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著者还指出，“大一统”的思想也曾被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外侵略、奴役邻邦的理论根据。太平洋战争中，有个叫山田光遵，也曾“研究”过公羊学，他说什么当时日本的国策--“八纮一宇”的精神是与《公羊传》的“大一统”精神相符合的。所谓“八纮一宇”精神就是要“统一四面八方”，“统一全世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吞并世界的疯狂野心的写照。著者也承认，借助公羊思想，炮制“八纮一宇”的“国家伦理”，早已在历史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结果正与山田光遵的理论相反，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八纮一宇”的“崇高理想”也就云消雾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