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划地为牢，力求文化联系
    郭沫若对干支的研究，充分展现了他对传统乡土文化了解的广博精深。他不盲从古人旧说，是因为他太爱这博大精深颇具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文化。他旁征博引，努力搜求，刻苦研究，是因为他要向世人论证这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体系，自有其科学的内核与依托。
    当他深入发掘中华民族古文化之精深奥义时，看到了这一乡土文化与古代巴比伦文化的联系时，并不像有些文化人那样，立即匆忙掩饰或干脆否定，而是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勇敢地去面对，去揭示。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高于前人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对干支的追本溯源，揭示了这颇具乡土特色的地域文化，涵盖着何其广袤的历史时空。从而强有力地证明了任何地域的乡土文化，都与世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整个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或者说乡土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自古以来就不是划地为牢，而是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板块。
    郭沫若从轩辕与“单阏”音一致，“巳”之古文作“子”，此当于希腊之双子。未本为穗，所当之娄胃；“申”像以一线连结二物之形，当于水瓶。房心尾即蝎星之分化，氐亢即天秤之分化，……由十二宫之说起源于巴比伦这一学界定论出发，将巴比仑之十二宫与十二辰逐相比较，广征博引，穷尽搜求。从文学的形、音、义，到文献实物的印证，愈深入探求，愈使郭沫若兴奋，当其研究到“亥”为怪兽形而当于巴比仑之十二宫的射手座，竟有西方出土之公元前1200年代之实物--界碑上的射手像，恰与我国古文献上的“二首六身”（一人首一犬首，上体为人身，下体为马身，而有鸟翼、犬阴、牛尾、蝎尾，合为六身）之说相吻合时，不难想象，具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定会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去描绘在旷远幽渺的时空背景下，交通东西地域文明的骆驼、马队，为谋生而逐水草迁徙的部落群体，以及倚邛杖而踽步于荒郊僻野的求利商人。不难想象具有实事求是、大胆求索科学精神的他，对古代时空在他眼底的寥阔渺小、幽远切近、千载倏忽间的情景，拍案叫绝、搓手慨叹后必当继续深究。
    他从古代之月名实是译音入手，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吕览》、《楚辞》等古笈中广为搜求，以出土卜辞为印证，认定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当在殷商一代。他说：
    商之年代未可塙知，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纣之灭约在公元前一千一二百年代，盘庚迁殷则当在公元前一千八九百年。盘庚仅当殷之中叶，其前尚有若干代之先公先王。历来之史乘如是，今于甲骨中亦有古物之证明。则殷代开幕至迟恐当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代也。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土后而沿用之耶？抑或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智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耶？
    应当说，这是郭沫若遗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但他根据甲骨中有鼻形文字如“自”字作“”，“”，均为一种低平之中鼻；“目”字之形象，内眼角上均有所谓眼睑绉裂，断其为东方民族蒙古人种之特征，而肯定“商室殆非蒙古人种以外之种族”。
    三、干支：传统文化之纽结
    以上，是郭沫若就干支这一带有典型乡土文化特色的符号系统所作的科学探索。他为我们如何看待地域文化并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方法，做出了十分完美的示范。但也不难看出，鉴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及其身居日本的种种局限，其对干支的研究，尚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片有待开垦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