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起来造反，这就直接危及到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从陈胜、吴广首义至李自成进北京，一个个王朝都在农民的反抗斗争中灭亡了，王船山从长治久安的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提出要严惩贪官污吏。他说：古代称民叫"民岩"，意思是害怕民众如碰到岩石那样。唐至后期、民众果然成为岩石了，"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湖南逐韩悰矣，江西逐郑宪矣，宣州遂郑薰矣。不谋而合，并起于一时"（22）。人民起来造反，岂只是岩，简直是洪水猛兽。这种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值得吸取吗？人民群众既然可以灭国覆姓，为什么就不可以登九五之位，处天子之尊，掌握自己的命运呢？从这一点出发，王船山提出，既要整治统治阶级的虐政苛政，残民以逞，也要防止民众的起义造反，因而提出防民治民和等级民的观点。
    要防止民众的造反，王船山认为要等级民，也就是说，民就是小人，只能够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只能够按照这个等级奉上供役，而不能超越这个等级。他引《左传》的话，"贱妨贵，新间旧，小加大，逆也"。接着说："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正名是为了明贵贱的等级，"爵禄者，天之秩也，事权者，上之意也，……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23）。这是天意，也是万世不易之经。因此，王船山思想的人民性是建立在等级民的基础之上，人们必须首先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安份守己，不犯上作乱。然后，才是爱民。然而，民众由于统治阶级的暴与贪，也会挺而走险破坏等级。这样，王船山告戒统治者必须重民，希望他们将剥削和压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统治者不听劝告，王船山便用天命观来警告他们，说那将同秦隋那样短命而亡。这样，王船山的警告又显得苍白无力，毫无作用。
    为了防止民众的反抗，王船山提出尊君，他说："人不可一日无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24）又说："至贵者，天子也"（25）。天子至贵至尊，为民之君，为民之师，为民所敬仰。天子之位是天命所授，是代表天意治民的，"圣人之大宝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谓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无以生。"（26）显然，王船山尊君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君主的地位，防止人民的反抗。如碰到暴君贪主，人们恨不得要消灭这些统治者而纷纷起来反抗时，王船山仍然站在反对人民起义的立场上说：君总还是君，其恩其德不可忘，因为自"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愉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尔庐者，君也"。人们在君王的荫庇下，虽然生活清苦些，但仍然有田可耕、有庐可居，繁衍子孙，怡然自得，享天伦之乐。如果造反，引起社会大动乱，"屠割如鸡豚，野死如蛙蚓，警窜如{K1CB07.JPG}鹿，馁瘠如鸠鹄。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视妻之强搂去室而不敢顾。千里无一粟之藏。十年无一荐之寝，使追念昔者税敛取盈，桁杨乍系之苦，其甘苦何如哉！"（27）也就是说，如果造反，造成的灾难比缴纳赋税之苦要严重得多，受苦受难最严重最直接的仍然是民众自己。由此，王船山认为，人民最好不要造反，逆来顺受，忍受压迫和剥削吧，因为这总比父被剖胸妻被掳走要好。诚然，王船山看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正如元人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一词中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问题是，究竟是人民自己给自己带来这样的灾难痛苦和死亡呢？ 还是统治阶级将血腥的屠刀强加给人民的呢？显然，王船山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战乱造成的千百万人的死亡归于劳动人民自己身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罪责不是人民，而应当是封建统治者，是他们敲骨吸髓的剥削逼迫人民起义，又是他们的屠刀杀戳无辜的人民。由于王船山否定人民起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否定历代农民起义，因而也就否定了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如果照他的主张、社会就会千古一姓，社会制度就会万世不变，人类历史就会停止前进了。
    在讨论王船山的人民性思想时，有些同志认为王船山有某种民主思想，我认为这同民主思想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他说："虽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识足以及此矣，则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而天下各就其纪。故陈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知其果善而不出吾之圜中"。以当今天下之大，四海之藏，人有异材，物有异用，"非可以一说竟也久矣"（28）。这是讲统治者要听取和接受各种意见，注意发挥集体的各个人的长处，使制度更加完善，他继承了唐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民主是集中大众的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国家大事的。而王船山的思想仅仅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只是专制主义个人说了算，绝不是意味着由大众共同决定。因而还够不上民主思想，但他能够正确地指出，既便是圣人也不是完人，要接受包括编氓在内的各种正确意见，这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