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世致用与隆礼崇经
    王船山史学的经世致用与他终生以大量时间和著作从事古代经典的研究，强调封建礼教形成一对矛盾。
    经世致用是王船山治史的一个特点。他的两部史论一返其它著作的语言晦涩、诘诎聱牙的特点而通俗易懂。而且，同在此之前的历代史论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他不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的一次大总结和全面分析，纵横捭阖，贯通古今，以古喻今，借古讽今，一切都为了"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29）。为现今世界兴利除害，直截了当地指明史学的研究是为现实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以便将历史有益的经验加以发挥、克服其弊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服务。"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30）。经世致用是目的，如果抛失这个目的，历史研究是无作用的无价值的。
    王船山强调治史的经世致用，反对就事论事，提出要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他指出，如果不知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就起不到借鉴作用。因为历史是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绝无完全雷同的人与事。如果就事论事，则仅知此事而已，而不可触类旁通。因此，他提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所以得，于其失必推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31）寻求因果，究其根源，发现规律以指导现在，这是王船山史论比一般经世致用的就事论事的史论高出一筹的地方，而这种见解是前无古人的。
    王船山的史论揭露现实，暴其错误，针砭时弊，抨击政治，通过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主张。例如，对科举制度，他说：科举选士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但是千百年来，却一直没有明确应该考什么内容。王安石革除词赋，改考书义，比考无用之词赋要强得多。接着，他就批评明代万历年间县试童生考策论，府试考什么河图洛书，九宫八卦，更有甚者，剽窃佛学禅悟，不立文字。这样考试，怎么能取到有用之材。因此，王船山主张改革科举考试，认为："尊经穷理以为本，适时合用以为宜，登士于实学，固科场救弊之一道也"（32）。考实学，考有用之学，为社会服务之学。这样也能引导人们去学习有用之学。又如《黄书》，痛惜中国被满族所统治，因而时刻不忘"清族类，御外侮"，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压迫和民族危亡的痛苦。他通过总结明末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认为："王者无私以一人治天下"，要公天下，用天下之材治天下之事，用天下之人理天下之家。这就要分权治国，地方有权，藩辅有权。他揭露明王朝在地方官吏的设置上互相牵制，知府不能专其事，由中央委派的同判、推官、巡守、兵备扼郡邑之呼吸，使知府束手无策，唯上命是从，丝毫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因而他主张"革分司，重府权，尽治其郡"，推官武监均受知府节制，不得等权分立。而边防镇守，重其威令，假其权力，聚集精兵，行之百年，即可返汉唐之疆，绝孤秦陋宋之祸，只要分权治国，人尽其材智，就可"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氓，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这足以说明王船山的史论带有强烈的时代感，紧迫感，也是心身受到强烈压抑而爆发出来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与这种强烈的时代感相矛盾的是，要起兵反清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招致杀身之祸，要放弃恢复汉民族的博衣弁带，服从清王朝的统治又绝不可能。在经历了南明政权的风风雨雨，深感其腐败无能及互相倾轧而终于被消灭，失望完全取代了希望之后，王夫之沉浸在极度悲愤、痛苦及悲观的气氛之中。清王朝对反清复明的残酷镇压，以及文字狱的迭起，他不得不转入纯学术的研究之中，脱离现实，这就构成了他隆礼崇经的另一面。
    翻开他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主要著作是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解释、说明及铨释，尽管这些作品仍然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但总体上看，是一些与现实社会关系不大，脱离当时社会实际的作品。从数量上看，远比他讲经世致用的多，从质量上看，也比讲经世致用的作品要博大精深的多。由于他当时仍然处于清王朝的监督控制之下，钻研古代经典自然安全一些，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迫害，只好逃避现实，办法就是厚古薄今，"古"远离现实，远离当今世界与社会。所以，王船山的著作中绝无一个"清"字，绝不讲清王朝的人与事，更不谈清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句话，有关清王朝的一切在王船山八百万字的著作中是没有的，要讲也只能借明王朝而旁敲侧击，而他生活的康熙年间的现实社会如何？人民生活状况如何……他却只字未提。然而正由于此，使自己被迫同火热的现实斗争相脱离，而局限于四书五经的狭小天地里，专心从事古代经典的学术研究。悲愤、痛苦和傍徨只能深深掩埋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之中。他赞赏儒家的伦理纲常，鼓吹传统文化，完全被经典所禁锢而成为避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