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缔结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近代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奠基石。在当时异常紧急的战争环境中，条约的制定过程十分仓促，除割让香港、战争赔款、五口通商等项外，诸多条款仅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甚至有些条文释义含混不清。一位西方人士曾经说过，南京条约词句笼统，因而只能是一个草约，而不是条约，“所有缺漏的地方都需要用以后的文件加以补充”①。
    一般认为，对《南京条约》作出补充并以附约形式存在的文件有两种，即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和同年10月8日在虎门签字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两约又合称为《虎门附约》。传统观点还认为：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兵舰常驻中国港湾，英人在通商口岸享有租地、建屋、居住等项对后来影响深远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是在《虎门附约》中得到最早确认的。
    上述看法相沿成习，已成定论，却有待修正。作为《南京条约》补充文件的重要外交文件并非只是上述两项附约，而前列数项条约特权也不是最早出现在虎门交涉中。这就涉及本文讨论的《江南善后章程》（下文略称《章程》）。
    其实，《虎门附约》已经揭明了《章程》的存在，并明白标示其中某些条款来自于《章程》。如《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13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曾写明“均应照前在江南善后条款办理”。又如《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8款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称此“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同样的言词还出现在该约第5款有关商欠问题的规定中②。
    我们知道，以上内容并不见于《南京条约》，这只能说明，1842年时，中英在《南京条约》谈判之外，还在江南地区进行过另一次交涉，曾就领事裁判等重要问题“议明”，并形成过一份文件，名曰《江南善后条款》，亦即《江南善后章程》。
    郭廷以先生于1942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最早论及“章程”的存在。此后，一些台湾学者也提出过这个问题③。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梁廷枬《夷氛闻纪》和张喜《抚夷日记》中的记载。梁文只提到“善后事宜八款”的名称④；张文则称《章程》已经“过半亡失”，仅录有涉及领事裁判权的第7款⑤。所以，这些学者的立论多由片断记述而来，未及其他。
    二、章程的内容
    近来，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翻检到《章程》的全文。《章程》抄录在一本名为《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的书中，书为手抄本，不著辑人姓名和抄写年代，一函两册，收录道光朝中外交涉的有关约章与奏稿。《章程》便附录于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等人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1842年9月20日）向皇帝呈递的奏折后面，奏折陈明：将“酌定善后章程，汇分八条……恭呈御览”，并对《章程》中的一些条款作了简要说明⑥，显而易见，奏折是为呈递《章程》而发的。经核查，这份奏折的原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全宗录副奏折》内，并以“详议善后事宜章程折”等名目被多种史籍收录⑦。但作为附件的“章程”却未收入同折案卷，故不见各种史籍的记载，以致长期湮没无闻。关于这一情况，据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朱金甫先生介绍，按照清代文书制度，奏折除“留中”外，必须发抄，“附单”却不一定，由此造成二者分离进而“附单”散落遗失的现象并不奇怪。
    现将“章程”全文抄录如下：
    一、广东洋行商欠，除议定三百万元官为保交外，此后英国通商，现经议明，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既系英国自设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
    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嗣后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着追，万不可再求官为偿还。
    一、和议即定，永无战事，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弋。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隶、奉天、山东、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和。
    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一俟五港开关、则例颁行，即由英国君主出示，晓谕英民，只准商船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至该国向有水师小船数艘，往来各口稽查贸易，也当协同中国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并请中国地方官严禁华民，除议明五港外，不准在他处（与）英商贸易。
    一、既经议和，各省官兵应撤应留，须听中国斟酌，其内地炮台墩垒城池，业经残毁者，均应次第修整，以复旧规，实为防缉洋盗起见，并非创自今日。英国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虑或行拦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