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水是人畜生存的基本需要，生活用水有自己的历史，本文限于明清时期，但一定程度属于“长时段”的研究(105)，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虽然朝代兴亡更迭、政汉制度变化，北方地区的生活用水形式几乎是静止不变的，这有利于我们探讨生活用水本身的一些“结构”问题。不同区域获取生活用水有难易之别，在一个地区易于得到生活用水，而在另一个地区就可能是一种“奢侈”。在一个时代难以获得生活用水，而在另一个时代则方便快捷。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研究》中曾这样写道：“既然美好生活总是具体的，则一个社会的必需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奢侈。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多余而是其既定群体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东西，对另一人则可能的确是一种奢侈”。(106)生活需要的满足在空间、时间上都有一定的相对性，是一个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
    基本生活需要的普遍性和地区之间满足需要难易程度的差异性，使得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具有各自的意义。北方一些地区受环境限制，不易从河泉、水井获得水源，生活用水可谓稀缺性资源，为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居民只能以开凿水池集蓄降水作为生活用水，池水相对河、泉、井水，水质较差，水量不稳，是一种低水平的生活用水，但在缺水环境下，开凿水池集蓄降水仍是解决生活用水的一种有效形式。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用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由谁来做，怎么做，如何分配用水是水池事务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社会对环境的应对精神。府、州、县治所因其特殊地位，地方官员在水池事务中扮演了组织者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制度限制，地方政府并无专门经费，向上级申请经费并无完全保障，所以官员有时需要自筹经费，说明政府对治所社会生活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和制度安排，地方官员对乡村水池事务的影响是有限的、间接的。治所偶尔能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广大乡村社会的水池事务则基本由乡民自我组织，通过民间形式以筹集水池事务的费用，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水池规约和用水秩序。州县治所和乡村社会解决水池事务在组织、经费等方面存在差异，不过，我们在看到治所与乡村在解决水池事务存在制度差异性的同时，又要看到两者所显示的共性特征，那就是环境因素限制外，政府、社会对生活用水抱持的态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政府并没有解决府、州、县行政治所、广大乡村的日常生活用水问题的职能，解决民生用水问题多属于社会自发的、个体的行为。
    北方乡村为解决生活用水的基本需要，有的依靠以家族为单位的血缘组织，但不具有普遍性，更多的是以村庄为单位，一个村庄内部的合作就成为必要，所以突显了地缘关系。在用水困难地区，产生了跨区域的多个村庄的生活用水组织形式，村庄间相互依存又冲突不断，用水秩序构成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这是形成水池景观深层的文化因素。
    水池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它反映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历史时期北方缺水地区为适应环境，通过凿池集蓄雨水解决人畜生活用水困难。195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解决人畜生活用水困难作为一种建设美好社会的国家制度安排，从制度、经费、技术等方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用水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改造，使北方一些地区摆脱了生活用水困难，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一段时期，其主要的做法是地下水的开采在许多地方取代了雨水利用的技术，雨水利用渐渐被人们遗忘。近年来，一些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作为解决生活用水的途径都受到了制约，雨水利用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07)。在北方一些缺水地区，开凿水池、修筑水窖通过集蓄雨水仍然是解决生活用水的主要途径，走因地制宜、适应环境、凿池而饮的生活用水的历史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和重视。
    ［收稿日期］2006-04-14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仅有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该研究认为四社五村个案的意义在于它对节水水利的独特阐释和成功实践，建立了一套在干旱地区团结生存的可持续经验。不过正如该书总序所说，调查的目标，是由县以下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切入的。笔者认为，州县治所的生活用水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将其与广大乡村的用水运作机制进行比较，有益于对上下两层日常生活用水的理解。另外，该著展现的是引蓄峪水凿池而饮的类型，相对于集蓄雨水而言，仅为一种类型。刘景纯：《人民公社时期咸阳原上农村聚落池塘景观的兴废与重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年增刊，第207-212页。论文对人民公社时期普遍存在于咸阳原上的池塘景观的成因、兴废以及对农民生活的作用作了详细地分析和论述，着重指出重建池塘景观和美化新农村的可能。该研究将池塘这一景观与人民公社时期联系起来有其合理之处，但水池的修建历史更为久远。
    ②山西省壶关县脚底村乾隆43年《创修石池碑》。文中碑刻除注明外均为笔者田野考察收集。
    ③道光《壶关县志》卷2《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