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分三点作以论述：
    （一）《左传》的原作者是孔子时代的左丘明
    首先记载《左传》作者的是司马迁，据上文所引《表序》，他说《左传》作于孔子时代的左丘明；其次是刘歆，他在移书中说“《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再次是班固，《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一同“观其（鲁）史记”，“论本事而作传”，在列出“《左氏传》三十卷”后，自注曰：“左丘明，鲁太史。”这三人，尽管司马迁受了董生的影响，刘、班则倾向古文经，在成书问题上，他们都持一定偏见，说《左传》为解经而作成； 但他们两位是史官，一位是校书官，大都躬入秘府，见到了《左传》秘本，都说《左传》作于丘明，可见秘本《左传》署有作者左丘明，这一点不会有何偏差。当时，与古文经对立的今文经学者，据《汉书·刘歆传》，西汉博士仅“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无人否定《春秋左氏》丘明所修”；东汉博士范升说“《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后汉书·范升传》）可见两汉今文博士亦认《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汉代无论史家还是经今古文学家口径一致，都说《左传》作于丘明，本来没有疑问。
    唐代啖助、赵匡师徒，始对《左传》作者左丘明提出异议。赵匡以后，据说王安石作《春秋解》一卷（已佚），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郑樵作《六经奥论》，设八验谓左氏非丘明。至清今文学者攻击古文经，《左传》作者就更成问题，一直纠缠不清。纵观古今学者否认《左传》作于丘明，理由无非是《左传》记事终于智伯，预言应验至于战国，“庶长”、“不更”出于商鞅等。其实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有《四库全书总目》的两句话也就基本解决问题：“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史记》前有司马谈开创，后有褚少孙等续补；《汉书》则历经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汉代史书尚且如此，何况先秦。甭说先秦史书，就是子书，又有几部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没有必要苛责《左传》作者。
    古书中往往掺杂后人笔迹，本是正常现象，为去先秦未远的汉代学者所深知，所以他们一致肯定《左传》作于丘明，竟因其中有后人笔迹而去怀疑原作者。唐代以后的学者追究这类后人笔迹，不足以构成推翻原作者的证据。基于这一观点，《左传》作于左丘明的问题可以确定下来。
    （二）左丘明作史与孔子作经的关系
    左丘明是年长于孔子的鲁太史，他在孔子之前编纂了鲁史，而孔子作《春秋》是在其后抄袭而成。
    第一，《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中这位左丘明是不可否定的。观孔子语气，显然是在教育弟子的场合所说；先人后己，进行攀比，对左丘明很尊重；孔子弟子中查无其人，孔子也无须如此尊重弟子或晚辈；看来象乎长辈，起码要年长于孔子。所尊原因，是他具有实事求是、耻于面谀的高贵品德，这一正直君子颇与刚直不阿、书法不隐的先秦史官一致；孔子既在弟子面前攀比他，弟子必熟知其人，孔门教学不免要与鲁国的文化人物发生关系，而当时史官掌握鲁国文化；班固所说的“鲁太史”恰恰印证了这一身份。一言敝之，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而年长于孔子的鲁太史。由此可见，他作史必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因鲁史所作《春秋》则是在其后抄袭而成。
    第二，《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孟子·离娄》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同是《春秋》，时间、内容、文体却不相同。从时间看，一是“古之王者”，一是“诗亡然后”；内容上，前者为“慎行”而记“君举”，后者则越出本国而“齐桓、晋文”；文体上，前者是一些未成史体的记录资料的保存或排列，后者则完全形成了“其文则史”的历史体例的著作。这是修史的两个不同阶段，照孟子之言，分界就在“诗亡然后”的春秋末期。在此之前，所谓《春秋》仅是史料形式；在此之后，才有史体形式的《春秋》。从见存于世的史体《春秋》均出于春秋末期以后来看，证明孟子所言不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宣子聘鲁，时值史料形式的《春秋》阶段，他仰慕鲁史官所存资料完备（其中鲁史记录资料应始于鲁之建国），故有周公周礼的赞叹，他所观的鲁《春秋》，正是《艺文志》所说的《春秋》，即史料形式的《春秋》。五十九年后，孔子作《春秋》，时值史体形式的《春秋》阶段，他所因袭的鲁史，已经不同于韩宣子所见，而是一部“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新《春秋》了。这部新《春秋》，必然出于孔子时代而年长于孔子的鲁国史官，与左丘明的情况吻合。我们看《左传》，称鲁皆曰我，完全是鲁史官口气；上限断自隐公，不始于鲁之建国；内容却又大大越出鲁国，而是齐、晋、楚等诸国争霸，此兴彼衰，政治、军事、外交靡不尽载。孔子所因鲁史，虽然远非《左传》的现存面貌，但主体内容是一致的。孔子的抄袭，在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其义则丘窃取之”无非是说，抄取它的材料，加上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