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法变例倒不一定是刘歆亲手篡补。按平帝、王莽时，《左传》列入经学博士，传文也必须要与经文相联系，《左传》的解经语当是这时期的《左传》博士所补。由于珍贵《左传》一书，为提高其地位，《左传》学者们才力争经学博士，但挤进经学后又不得不有所装饰，所以他们就零星地点缀一些文字简短的书法例，基本未动《左传》的主体内容。但毕竟是篡改了原著面貌。这一篡改虽不必亲经刘歆之手，但他开了引《左传》解经的先例，后来又任王莽国师，典掌儒林，是促使《左传》向《春秋》学演变的关键性和代表性人物，即说刘歆所为，亦不为厚诬。
    在《左传》向《春秋》学的演变中，《左传》学者选取了秘本《秋春古经》作为《左传》所守之经。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的《春秋经》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春秋古经》十二篇，另一种是《经》十一卷，（本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十二篇是藏于秘府中的古文经，十一卷是博士传授的今文经，二者的卷数区别，在于今文本合闵公于庄公。从《庄子·天道篇》言十二经看，《春秋经》原卷当为十二。《艺文志》中还列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各十一卷，从卷数看与《经》十一卷是吻合的，但未注明二传与公、谷同为十一卷之经。《艺文志》中均未注明《左》、《邹》、《夹》三传所守何经。如果说《艺文志》本之刘歆《七略》，那么当时刘歆仅说明《经》十一卷公、谷所守，却不去说明《古经》十二篇何家所守，这就反映当时《左传》与《春秋古经》无关，符合刘歆以前《左传》不传经的实际情况。虽然当时《左传》与《春秋古经》无关，但二者都是古文，因此，当《左传》学者们点缀解经书法的时候，也就把《春秋古经》十二篇拿来作为所守之经，以与公、谷二家分庭抗礼。
    《左传》一经加入解经语，又有与今文不同的所守《古经》，名称上也改曰为“传”。于是便由一部独立的编年史书变成一部解释《春秋经》的“传”，由史学著作一跃而成为经学著作。《左传》既列于官学，本来为数不多的民本必然淘汰，而加入解经语的官本大兴。不过，当时官本《左传》以及后来传者的注解本，从传本上仍保持着《左传》的独立面貌，并没有与《春秋古经》结合在一起。至晋杜预为《左传》集解，遂使经传二本合一。他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杜预集解以后，诸家传本遂亡，仅杜预一家流传后世，经传也就牢固粘合一起，分割不开。至此，《左传》向《春秋》学的演变算是最终完成。
    清代今文经学家曾给予《左传》很高的史学地位。例如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中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此言不为过誉。但《左传》跨入经学成为历史事实，已经不可能把它从经学中赶出。这也造成我们今天对待《左传》的双重态度：一方面首先必须把它作为史书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把它作为经书看。
    注释：
    ①金德建曾作《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一文，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②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页八六，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崔适《史记探源》卷四。
    ③参见拙文《从〈左传〉看孔子的删〈诗〉痕迹》，《山东师大学报》一九八五年六期。
    ④《汉书·刘歆传》。
    ⑤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所云。皮锡瑞已驳其伪，可参见《经学通论·春秋》。
    ⑥《新唐书》卷二○○《啖助传》；《春秋集传纂例》卷一，陆淳：《赵氏损益义》。
    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页二八九、三五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⑧《春秋左传研究》页二六一--二六三。
    ⑨分别见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隐公七年注及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