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传》的流传增修
    《左传》在左丘明编纂之后，于流传过程中又陆续得到增补和修饰，从而成为一部史料充实，文字优美的文史卓著。
    《左传》的流传情况，据《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本此说。证之文献，大体是可信的。《史记·吴起列传》云：“（吴起）尝学于曾子，事鲁君。”《说苑·建本》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以“《春秋》之意”，其中曰：“君心必仁，思民之利”。这是《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之意。可见，吴起的《春秋》是指《左传》，当受自于曾申。《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这段文字前面紧承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可知铎椒、虞卿所采取的《春秋》就是《左传》。《荀子·大略》云：“《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从爻辞和荀子语看，所谓“贤穆公”指赞扬秦穆公拒谏败于晋而能够吸取教训一事。对此，《春秋经》并未赞及一语，《左传》则不同，文公三年曰：“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可见，荀子“贤穆公”之《春秋》也是《左传》。上述证例不仅反映《左传》在先秦往往称为《春秋》，同时也说明《别录》所云《左传》的传授情况大体可信。不过，荀子与张苍的间距有些过大，必有中间环节，而《别录》却语焉不详。《别录》所述之外，传阅《左传》者还应该大有人在，上引《韩非子》即是一例。《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所谓“捃摭《春秋》之文”，也就是捃摭《左传》；“不可胜纪”，说明《左传》一书在先秦时期的广泛流传。
    先秦学者既然传授抄撮《左传》，难免影响《左传》的本来面貌，传阅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增补修饰过程。增补修饰的痕迹，仍见于今存《左传》之中，现略举数例：
    1、续补：续补指接其尾而续写。《左传》系编年史，逐年记事，未有间隔，但哀公二十七年后，一跃而为悼公四年，叙晋一事，末尾“韩魏反而丧之”一句，又跃至悼公十三年三家灭智伯。不合《左传》编年章法，显然为后人续补。可见《左传》有后人接其尾而续的情况。左丘明为孔子长者，原书记事不会晚于哀公初年，哀公时期的内容当多为后传者续补。
    2、增修：增指增补内容，修指修饰文辞。童书业先生在研究《左传》以后说：可能“吴起受之（指《左传》）而之晋、楚，益以‘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史籍记载，其后人又有增饰。吴起在魏似又受子夏文学之学之影响，故《左传》文字唯记鲁事及解经语等稍涩，而记晋、楚等事，文词皆颇富艳，所谓‘左氏浮夸’是也。”“本书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⑦。童说除解经语另当别论，大都言之有理，所论“吴起之功”，虽不好说唯其为多，却有不少合理证据，可见原著。以称鲁皆曰我的鲁史官口气所写的《左传》，记鲁事却文字很涩，这正是时代早于后传者而身份又多少拘泥于史官笔法的丘明原迹。丘明之后，象吴起之类增补内容、修饰文辞者，恐为数不少。
    3、注入：所谓注入，指读者之注混入正文。古代读者观书，往往加注于旁，当时未有版印，辗传传抄，遂混入正文。《左传》也不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论语·颜渊》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一语。臼季早于孔子，当然不会引用其语。况且，他举荐冀缺，理由是“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够充分了，“君请用之”，语意已经结束，后面承事如祭与冀缺无关，仁与治民也关系未明，虚弱无力，类似画蛇添足。看来“出门如宾”十二字当系《左传》读者据孔子言笔注于“相待如宾”之后，而“臣闻之”三字又在另行“舜”字前，与注一起混入前行文中，其貌横排如下：
    “宾”“舜”二字相对，其间正文三十九，连同二字位置，为每行四十字，与秦简每行四十字左右相合。其他如文公七年欲缺释九功、六府、三事，与其语意没有密切关系；襄公九年穆姜释《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整段引用孔子之后的《乾·文言》，都类似读者之注混入正文，后又加以顺通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