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左传》本身存有作者先于孔子晚期删述六经的迹象。例如，《左传》尽管从整体上看文句流畅，容易阅读，但有些语言却又相当艰涩难懂，并不比《春秋经》通俗，这应该是原作者的史官笔迹。又如，《左传》好引《诗》，逸诗及“君子曰”所引姑且不论，仅定公十五年以前时人涉及《诗经》就有一百零五篇。与《诗经》比较，不仅诗名、字句有差，甚至篇章的分合与目次的排列也均有不同③。这不但反映孔子之前的《诗》传本面貌不同于孔门的《诗经》传本，同时也反映出精通于《诗》的《左传》原作者未及见到孔子删定的《诗经》。这与年长于孔子应该先孔子而逝的丘明情况又相吻合。
    综上三点，可见左丘明前于孔子，《左传》一书也先于《春秋经》而作。
    （三）经今古文学对左丘明的歪曲
    左丘明之所以众说纷歧，完全是由经生们的歪曲和影响所造成。
    左丘明作史与孔子作经的关系，在尊孔崇经的时代是不可能正确摆布的。司马迁虽然知道左丘明不是孔门弟子，但由于受董生所误，深信唯孔子的《春秋》为“作”，那当然要把孔子作经置于首位，而把左丘明则作为一个孔门的热心协助者一笔带过。其后，经今古文学两派各怀目的，对左丘明朝不同方向进行歪曲。
    在古文派方面，刘歆说“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④，班固则说左丘明一同与孔子观鲁史记，都是把他列为孔子的同辈朋友。后来又有人综合迁、固之说，在《严氏春秋》中窜加了《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⑤。早期古文学者都把左丘明与孔子并列，籍以抬高左氏。但与孔子并列，如何突出孔子？所以刘歆一移书，激怒今文学派，反被赶出朝廷。于是古文学者采取让步，把左丘明向后稍拉一把，让他当孔子门徒。让步始于东汉陈元，《后汉书·陈元传》载元诣阙上疏云：“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由刘歆的“亲见夫子”改为“亲受孔子”，一字之差，身份大变。其后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更肯定“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晋书·荀崧传》载崧上疏则云：“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经过这番让步，左氏经学地位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唐贞观年间还下诏令左丘明入孔庙从祀。但是，左丘明对于孔子的身份，在古文经学者那里毕竟是模糊的，先说是同辈，又说是弟子。既然古文派自己都对祖宗说法不一，那就给今文派留下漏洞，他们就在这位左丘明身上作文章，把他赶离孔子身边，或向前推，或向后拉，让他远远离开孔子，从而使左氏学者无从压低公、谷。当左丘明进入孔庙后，“爱公、谷二家”的啖助、赵匡就对左丘明进行歪曲，宣称《论语》中的左丘明是如同史佚、迟任之流的孔子以前的贤人，而《左传》作者则是与公、谷相似的孔门以后的门人⑥。
    在儒家那里，左丘明对于孔子至少有了前人、长者、同辈、弟子、后代门人等五种身份。这五种身份早有孔子透露的长者可信，其他多为经生门户之争中的杜撰。古文派为提高左氏地位，尽量提前丘明的时代，但最大限度是与孔子并列，不敢再向前提，因为提高左氏是以尊孔崇经为条件的，把丘明再向前提，会破坏这一条件，画虎不成反类犬，故古文派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宁愿祖师退居弟子地位。今文派为抵制左氏，开始只是咬住《左传》不传经，以阻其跨入经学，并不否认它出于丘明，甚至以此作为武器攻其不祖孔子，后来见《左传》已与经结合，不可分开，于是就进一步歪曲作者，不肯让他与孔子沾边。《左传》本来就有战国事迹，再加上述这些纷歧之说，所以直到今天，不仅《左传》作者是谁无从定论，就是左丘明其人也大成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破《左传》中的后人笔迹，再跳出经学圈子，摆脱经生们的影响，则《左传》作者问题就比较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