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份答卷
    史家在史书修撰过程中应当秉持何种立场，这在东汉以前并不构成问题。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贤贤贱不肖"，（12）历来即爲良史之标的。但这一切在汉明帝时代似乎已不再是修史者的金科玉律。私自改作国史已遭帝王严厉禁止，（13）重新获得国史修撰资格的史家也需要有新的立场。但这种新的修史立场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当时的史家有一个自我适应的艰难历程。以下，笔者尝试通过对班固奏对文本思路的推求，寻绎这场问对中帝王与史臣思想交锋的暗流。
    奏表显示，这次云龙门问对发生於孝明帝永平十七年（74），正值东汉国力强盛，内外修明的时代。统治者自信心膨胀，关注国史修撰，召集史臣，颂扬汉德，势所必然。此前，明帝已分别在永平五年和永平十五年进行过两次国史修纂。（14）
    问题看似简单：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班固等："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汉书》多取资《史记》，对这些论赞自不陌生，他立即指出司马迁赞语中不当之处："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班固的初步回答看来令汉明帝较爲满意，以爲班固已经领悟了自己的意图。随即召入，继续问道，"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是否本来就持有这种观点，还是临时迎合圣意，这也是明帝十分关心的问题。班固随即"具对素闻知状"。其答卷（即前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後附文）气势充沛、文笔雅健，句式参差错落，是一篇艺术上十分成功的奏对。但是，他的回答真的与明帝的观点一致吗？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答卷首以五德终始的观点指出秦得政之因由，再历数秦政得失，尤其是在子婴继位之後，作者用了大量三言句，夸饰子婴爲帝的礼仪。继之赞扬他在"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的情势下，"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於户牖之间，竟诛猾臣，爲君讨贼"的难能可贵，又以排比句渲染作者对其未及施展抱负即爲汉军所虏的惋惜之情。对当时形势进行一番分析之後，作者於是开始批驳贾、马论点，指出"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才，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文末再以《史记》常用的评论语气，一抒感慨，称赞子婴"死生之义备矣"。
    单从史学角度来看，这份有的放矢，理据充分的答卷，也应得到明帝的褒奖。但明帝却未置可否，转而评骘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二人。其文乍读令人生惑，继而恍然大悟：班固的答卷已然偏题。
    明帝所提的问题看似在探讨司马迁赞语的是非，实则考察的是修史者的立场。历代修史，多希望一方面记述前朝旧事，爲本朝寻求借监；另一方面更希望藉此证明前朝灭亡的必然性和本朝取代的合法性，这一点在易代之际史事的记载上体现得尤爲突出。秦朝是作爲汉朝对立面的一个王朝，如何看待秦政即间接地反映了如何褒贬当代。贾谊、司马迁言子婴无能，只要他有"庸主之才"，秦朝即不会灭亡。好像汉朝只是因爲侥幸碰上了一位相当无能的前朝帝王，才轻松得到统治权。这无疑严重质疑了汉灭暴秦的正当性和汉绍尧统的合法性。显然，班固一开始并未领会"圣意"，在答卷中只是铺陈在秦朝由暴政而必然衰败的颓势下子婴的无辜，批评贾、马"不通时变"，甚至在篇末对子婴大掬同情之泪，"健其决，怜其志"。这无疑是明帝不愿看到的评论。对於贾谊和司马迁，汉明帝单独拈出作爲史官的司马迁，并非无意爲之。他的谕诏不啻给班固等史臣树立了正反两个典型："颂述功德，言封禅事"的司马相如和"微文讥刺，贬损当世"的司马迁。要做"忠臣"还是"非谊士"，不言自明。在王权定於一尊的时代，这不仅是爲史臣树立榜样，更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明帝的训示实则是爲史臣定下修撰国史的指导思想：绝对不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而要"颂述功德"。
    经明帝训示之後，我们看到班固在第二份答卷，即进《典引》篇的奏表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回答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史学上的探讨兴衰因由转爲了政治上的表忠心，述圣德，赞符命。并将精心制作颂扬汉德的《典引》篇作爲反思结果予以呈报，对此前诏问作进一步回答。
    检视《典引》篇，我们发现全文充斥的是对"赫赫圣汉，巍巍唐基"的讴歌，对汉皇包举艺文、屡访羣儒的感念。大肆渲染的是"唐尧和汉运之间的呈递关系，以表明汉家的正统出身"。（15）《文选》编者径将《典引》篇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同归入"符命"一类，确有见地。（16）对此，章太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孟坚《典引》，盖不得已而作。前述缘起以诏贬迁褒相如爲本。己作《汉书》，与迁同符，微文讥刺，亦云不少。知爲人主所忌，故复效相如作符命，以求亲媚。虽淫辞献谄，要以避祸，与子云《美新》，殊途而同归矣。（17）
    这两篇文字记録的，是封建帝王与史臣之间关於修史立场的一段对话，它揭示的正是当时独立的史官精神丧失殆尽的可悲情状。在这种朝夕惕若的心态下，《汉书》褒贬立意依准《五经》，非斥《史记》，体现国家意志成爲必然。（18）作爲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史学着作，《汉书》一经宣布，"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19）甚至要选学者受读，（20）乃至李唐时代，《汉书》注本犹存十数种之多。（2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汉之际，读议《太史公书》之风大盛，而明、章以後，却渐归沉寂，甚至终汉之世，《史记》仅有一二略注，《隋志》所载仅存宋、梁三家。（22）这种现象也应与当朝的褒贬密不可分。对此，白寿彝先生以爲"《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正宗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