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修史羣体
    东汉一朝，国史修纂成於衆手，不仅历时长久且非专任一人。（24）这种修史人员的设定与此前相较爲一巨大变革。先秦史官，独掌史笔，不听命於王侯，晋称"良史"，齐赞直书。西汉有《太史公书》横空而出，垂法後昆，"其後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於哀、平间，犹名《史记》"，（25）此称"相次撰续"，未闻合撰之事。而东汉的国史从《世祖本纪》开始，即以合撰的方式修成。虽然羣体修撰的《世祖本纪》在云龙问对之前，但这种羣体修史的历史动因却可在云龙问对中得以反观。
    此次明帝的诏问无外乎两大主题：贬斥"微文讥刺，贬损当世"的司马迁和略称"颂述功德，言封禅事"的司马相如。即便是对司马相如，明帝也称其"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於用"，由此我们不难蠡测汉帝王对文学之士的基本态度。文士"不周於用"，史臣多言褒贬，甚至"微文讥刺"。要之，皇帝们对文士和史臣都不信任，（26）而尤其担心有独立延续的空间以褒贬当代的史家。太史公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7）
    国之利器不可假手於人，司马迁的"谤书"即爲前车之监。因此，东汉禁止私撰国史的政策执行严格。（28）此事西汉未闻，源於何时，略不可考。而光武时期，班彪撰续汉史（实爲前朝西汉史）未闻禁止。至子固始有人告发私改作国史，史载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29）最终明帝还是赦免了班固，"复使终前所着书"，这说明实际上明帝禁绝的只是私撰当代国史。（30）当然，禁止私撰只是初步策略，申明汉朝的意志，寻求其统治的合法性，才符合汉帝国对国史功用的需求。随着光武的离世，撰修前代史事的任务在明帝时开始难以回避。何况华夏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周官》、《礼记》等儒家经典所载"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说，（31）已深入人心。《春秋》中王国皆有史官，汉帝国也需要载诸史笔，述颂功德，润色鸿业。史书若成於衆手，集中修撰，再经亲信近臣"删润"，便不必担心有对本朝不利的文字。故此，撰修国史不再任之一人，以免"非毁"当朝。明帝对班固的训示无疑向我们透露了其之所以要改变此前修史模式的政治考量。
    此外，通过考察永平年间历次修史人员的身份及知识背景，我们可进一步推寻明帝采用新的修史方式的政治考量及其演化过程。《典引》篇序文显示，永平十七年（74）诏问的史臣以班固爲首，另有贾逵、傅毅及展隆、杜矩、郗萌等人。除班固、贾逵、傅毅外，其余身世不详，应爲身份更低的掾属。（32）这与此前修史人员的构成略有不同。
    东汉最早的官方史篇《世祖本纪》修於明帝永平五年（62）左右，前已述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成《世祖本纪》"。陈宗、孟异史书无传。陈宗前爲睢阳令，领地亦距光武故乡较近，对两汉之际及光武朝的事迹应较爲熟悉，或後遂爲明帝所徵同修《世祖本纪》。范书先称其名，四人之中资历当爲最长。（33）王充《论衡》云"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34）似乎陈宗当时主要典领修撰《世祖本纪》之事。孟异曾爲司隶从事，爲东汉清要之职，属司隶校尉。《汉官仪》称"司隶都官从事，主洛阳百官，朝会与三辅掾同"，"司隶功曹从事，即治中也"。（35）未知孟异爲何种从事，要之，其人对当朝吏治、典礼当明知原委。此外，由於光武帝曾官"司隶校尉"，"先到雒阳整顿官府，文书移与属县"，（36）作爲属官的司隶从事当对光武事迹多有所闻。（37）且二人儒学文章未见显扬，掌领修史应爲精熟光武朝政事之故。
    尹敏精通古文，《後汉书》本传称敏"少爲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後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其人善言阴阳灾异，并於建武二年（26）上疏光武帝，"陈《洪范》消灾之术"。其後，"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爲王莽着録次比"。虽然尹敏对图谶持反对态度，并谏光武帝"谶书非圣人所作"，又私自增损图书，但他长期校理图谶，博通经传谶记是毋庸置疑的。（38）只以修史四人的优长便可略窥修史时各自的职掌：以陈宗、孟异掌领政事，尹敏主光武谶记，班固述文字。今残存《东观汉记》遗文中多丛脞琐语、谶纬应验，亦可略见当时面貌。其中，卷一《世祖光武皇帝》保存文字较多，整篇语言风格前後不侔，述光武立国之前，琐语轶闻尤多，而建国之後的文字略显整饬，似乎依然存有成於衆手的痕迹。（39）
    永平十五年（72）左右，又有《建武注记》修纂，参加的史臣有马严、杜抚、班固。（40）从知识背景上看，永平十五年的修史人员多明於谶纬，深通经学。如马严通《春秋左氏》，"百家羣言"。《後汉书》本传注文中《春秋左氏》条下引《东观记》曰："从司徒祭酒陈元受之"。（41）而《後汉书·李育传》载育"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爲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於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42）可见其师陈元言《左氏》多称引谶纬。马严之学，要不离其左右。
    《後汉书·杜抚传》云抚"受业於薛汉，定《韩诗章句》"。（43）而史载薛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建武初，爲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爲长。……弟子犍爲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44）薛汉不仅善说谶纬灾异，而且受诏校定图谶。杜抚名列薛汉"最知名"弟子之首，当深明师法，善说灾异谶纬。又《论衡·须颂》篇称"《诗》颂国名《周颂》，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45）可见杜抚既明於《韩诗》、谶纬，又深通时变。从此次修史员的知识背景上，我们发现修撰《注记》之时，熟知掌故的旧吏不再需要，但精通谶纬灾异的儒生则必不可少。
    在人事安排上，我们注意到马严的身份较爲特殊--不仅是开国名臣马援之侄，名儒马融之父，更是"常与宗室近亲临邑侯刘复等论议政事，甚见宠幸"的外戚。（46）不仅如此，这段时间内，皇室宗亲刘复也开始参与修史。《後汉书》卷一四云：
    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47）
    以学识论，刘复只是"好学"、"能文章"而已。但每有讲学，明帝"辄令复掌典"，又"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皇室对修史论学的一种掌控。"傅毅等皆宗事之"，也主要是因爲他的"宗室近臣"、经常掌典讲学修史的特殊身份。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史笔绝佳的班固处於何种地位。班固立意作史，既爲史臣当"得其所哉"，而《答宾戏》的慨叹，（48）却多少透露出他对自己史才难伸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