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通》引傅玄语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於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後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於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82）万事总难两全其美，这种修撰史书的方式的转变，常令帝王颔首，史臣痛心。同是一人，独自修撰则爲"命代奇作"，与人同修则"文曾不足观"。制度不同，差别如此。衆人修史但求无过，多爲因循，独自修史则务求有功，尤重裁断。此後，薛莹、张墦、司马彪、范晔等屡有接续汉史之作，皆欲以一人之力独运匠心，以补孟坚之恨，然而史才、史笔非人人兼具，率尔操觚，劳而少功。个中流弊梁啓超有精到的分析：
    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着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曰。"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迕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羣相率於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着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着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词，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羣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
    故梁氏总结说：
    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於古所云也。（83）
    当然，需要再次申明的是，明帝令羣臣修史并不始於永平十七年（即云龙门问对以後），但始於明帝朝的这种修史方式的转变，王权对史家修史立场的控制，几乎都能在这条附文中找到其原始的动因，这是我们在考察两汉史学变迁的过程中所不能忽略的。
    五 余论
    两汉帝王在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上有两大创制：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是改革古史官制度，确立羣体修史模式，从体制上取消了史家独自褒贬当世的文化权力。今人对於前者多能言之，对於後者却关注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从禁止私撰国史到组织羣体修史，是封建皇权走向专制的一种必然结果。由汉明帝主导的东汉史学的转向对後世的史书修撰影响深远，它不仅奠定了此後两千多年封建帝王修撰史书的基本模式和指导思想，也规范了官修史书的基本面貌，甚至引导了统治阶层乃至一切当权者对修史的基本态度。永平十七年的云龙问对，是帝王与史臣关於修史立场的一段对话，它向我们昭示了这种转变的历史动因，也揭示了东汉史学转向的内在逻辑，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蜕变的见证。
    历史的演化是复杂的，但其基本的方向却可以预见。汉末，虽然刘家王政已爲权臣所掌控，但凌驾於学术之上的政治因素却丝毫没有衰减。史臣蔡邕依附董卓，及卓被诛，司徒王允收邕入狱。蔡邕准备仿效司马迁"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对太尉马日磾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後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84）在权势面前，甚至欲求自残述史而不得，简直命同蝼蚁。王允之语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封建当权者对史臣的态度，乃至三国时，魏明帝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85）足可与汉明帝的云龙门应对张本发明。西汉史臣的地位虽已"近乎卜祝之间"，尚有独自撰作的自由。降及东汉，在封建帝王的赫赫权势下，在号称隆礼重儒的时代，史臣却丧失了秉笔直书的权力，沦爲"颂扬汉德"的附庸。史臣自身也丧失了应有的尊严，班固、傅毅、马融、蔡邕等文笔卓荦的史臣竟须依附权臣而侧身朝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86）我们今天关於过去的记忆却依然凭藉史臣扭曲的笔端而得以构建，包括影响此後史学命运的云龙问对。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90-293。
    ②余嘉锡又称"古书中所载之文辞对答，或由记者附着其始末，使读者知事之究竟，犹之後人奏议中之録批答，而校书者之附案说也"。余嘉锡《古书通例》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25，126-127。
    ③《集解》引徐广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诏问臣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贾谊言子婴得中佐，秦未绝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94注〔一二〕。
    ④《正义》："班固《典引》云後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答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90-291注〔一〕。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91注〔二〕。
    ⑥细绎注文，我们发现此段文字《集解》所引注释有人名者三人：宋均、蔡邕、徐广（蔡邕注在"车黄屋"下，宋均注在"鱼烂不可复全"下，分别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93之注〔三〕，注〔七〕）。然宋均爲东汉初年人，"建初元年（76），卒於家"（见《後汉书·宋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414）。此文记明帝永平十七年（74）事，中间相隔仅一年，以均之资历不会一年之内即见《太史公书》及班书并爲之作注。史载均善《诗》、《礼》等经书，此处当其爲《公羊传》中"鱼烂"一词所作经注，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九年》"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256中。此外，"黄屋"词下裴駰《集解》亦徵引蔡邕语，但"黄屋"一词《史记》、《汉书》列传中多有，不能据此断定附文时间。而上引《史记》页294注〔一二〕《集解》引徐广语所敍时间、因由正与此段相和，可知徐广此处正是交代附文的写作背景，属有意爲之。据此，我们可以判定至少在徐广作注之时，所见文本已有此段附文。而据《宋书·徐广传》，晋孝武帝时（373-396年在位），广"除爲秘书郎，校书秘阁"，故能"研核衆本，爲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宋书》卷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548；裴駰《史记集解序》，页4。故可推知，东晋以来宫廷诸本中，附文已与《史记》原文并行。
    ⑦《文选》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158-2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