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前引《典引》序文，永平十七年的诏问，有班固、贾逵、傅毅及杜矩、展隆、郗萌等。（49）班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是最先一批修史的旧臣，当爲此修史羣体的首领。（50）
    贾逵明於经传，善於言谶、喜颂功德。所作左氏《解诂》，深受汉明帝重视，写藏秘馆。（51）但其书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宣扬汉爲尧後的理论，爲汉朝的存在寻求正统经学上的根据。（52）此後，又因上《神雀颂》，遂"拜爲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53）范晔於传论中感叹："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54）贾逵参与修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应是其言说立场深得明帝信任。
    傅毅，范晔《後汉书》列之於《文苑传》，书中只録其诗，应长於诗体，本传言"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55）又王充《论衡》卷二○《佚文》篇载永平中神雀羣集，班固、贾逵、傅毅上赋颂事，（56）其人着作倾向可见一斑。
    郗萌，正史无传，检《隋书·经籍志一》有"《春秋灾异》十五卷，郗萌撰"。同卷又云："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爲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爲谶律之注。"（57）《隋书·经籍志二》"五行类"又有"《杂杀历》九卷"，注云："梁有《秦灾异》一卷，後汉中郎郗萌撰。"（58）是萌爲汉郎中而善言图谶。《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又云："宣夜之书，绝无师法。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59）而《隋志》的编者认爲：这些都是"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爲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於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周官》则分在保章、冯相、卜师、筮人、占梦、眡祲，而太史之职，实司总之"。（60）则郗萌的实际职掌即爲东汉之太史。当时的史官亦言图纬谶记，可见宣扬汉命天授的谶纬之说已经成爲一种知识背景，进而化爲史臣的一种自觉。
    爲便於比较，我们不妨将三次修撰史臣身份或背景概括爲以下模式：
    由上表我们发现，与此前史臣一人修史模式相较，汉明帝加入的其他修史人员无外乎两类：一爲宗亲近臣，一爲谶记儒生。委派宗室近臣典领其事是明帝防止"微文讥刺"的重要手段，文士居末，润色文字而已。（61）精通谶记的儒生也居於显要的位置，这是永平修史的一大特色。光武帝喜图谶，建武三十一年（55）读《河图会昌符》"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而封禅。（62）遂改元中元，"宣布图谶於天下"，（63）谶纬之学随之成爲东汉学者所当了解的通识。此後不到两年，即有樊鯈等於永平元年"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64）由光武初年之"校谶记"至明帝初年之以谶校经，谶纬之学已经完成了由造作一家之说到附经而正统的转化。（65）纬与经同等重要，甚至占据着更爲重要的学术地位，作爲光武钦定之法，谶纬已很难完全从经学的阐释体系中剥离出来。纬书及谶纬之士有如此地位，不过是因爲它能爲汉帝国存在的合理性提供更直接的理论支持。杜抚竟以善谶明《诗》之儒生而参与修史，在《後汉书》称引排名上也先於班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明帝对於修史的立意要求。（66）
    如前文所述，西汉时贾谊、司马迁等藉史监戒的立场在明帝时期已不被允许，东汉帝王需要的是宣扬汉承天运的谶纬学说，史家修撰国史也要坚持这样的立场。无论是校谶还是修史，其目的都是要爲汉述颂功德，宣扬天命。从永平五年到十五年，东汉国史的修撰修撰更爲强调国家意志。
    四 史风转捩
    明帝令宗亲近臣和谶记儒生共同参与修史，希望他们能对修史立场进行掌控，并修成符合皇家意志的国史。在严密的思想控制和雷霆万钧的皇权威压下，史家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制约，东汉史学也因之呈现出四大转变：
    其一，在修史模式上，国史开始作於"史馆"，成於衆手。（67）在明帝初期，甚至临时鸠集他官修撰前史。（68）这种随时任命史官的做法，使得汉代既有史书颂扬汉德，又不必担心一人专断而贬损当代。史书的修撰只有平时令近侍记下言行，以爲《注记》，隔一段时间（场前代帝王离世之後）再召集朝臣集中整理连缀，以成官方之史。此即刘毅所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69）明、章之际，东观校书羣体初具规模，校书献颂之余，兼及整饬史籍，（70）东观也就成爲此後史馆的雏形。正如金毓黻先生所云：
    汉明帝尝诏班固同陈宗、尹敏、孟异，作《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即唐代以後官修诸史之滥觞。（71）
    这种便於当朝控制的修史立场的做法随即即爲此後帝王所继承，魏晋以降，略有改进，有专职史馆，但无世袭史官，使之更加完善。而世多乱离，朝代频加更迭，帝王无暇细究修史之事。直至唐初，才发展爲成熟的"国史馆"制度。至此，史官到史馆的转变基本完成。（72）而汉明帝做法，正式开啓了这一延续了近两千年的国史修撰制度。
    其二，在人员选择上，修史人员的基本构成爲宗亲近臣、儒生、史臣和文士。宗亲近臣统领其事，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参与其中，史臣行文，文士润色。（73）而东汉後期，甚至有蔡伦、李巡、赵佑等皇帝亲信的中官典领修史校书之事。（74）历经补续的《东观汉记》贯名者刘珍，贵爲皇家宗正，更是数受邓太后诏负责校书、修史。（75）这种人员的设定显然颇便掌控史书的立场，也爲其他封建王朝所取资，或易以宰辅总领其事，再向帝王汇报，有很明显的"敕修"特色。
    其三，东汉史书在修史观念及修撰立场上与此前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汉之前，史官多具家学渊源，内在传承。（76）司马迁父子皆爲太史，终成命代奇作。东汉之初尚有班彪、班固父子相继撰作《汉书》，亦足称不朽。但班固曾以"私改作国史"之罪系狱，显宗重其才而释之，令诣校书郎，後经帝许，始得修成《汉书》。自班固至汉末修史人员俱以校书之余，绩修撰《汉记》，几乎皆爲"以别职来知史务"，再无世代居史官之位的家族出现，一脉相承的史官传统已断。（77）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推尊道家，或爲远古柱下守藏之遗绪，即游离於政治之外，不以一朝之兴废而记史，不因君王之好恶而载笔。其子迁则兼综儒道，一方面流露出尊儒家道孔圣的敬意，一面"又其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78）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定於一尊的大环境中，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受经书，对儒家思想推崇不难理解。而"崇黄老"、"轻仁义"、"贱守节"与其父的道家思想一脉相承，也是坚守上古史官的独立操守。两汉之际，班彪"性沈重好古"，班固虽"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79）但云龙门应对爲班固的汉史修撰定下了一个基调：尊儒道，颂天朝。因此，我们在《汉书》中看到的是较爲纯粹的正统思想，以儒家圣贤之是非爲是非，忠孝仁义，褒贬不失。由於这一指导思想符合帝王对历史记载的要求，此後历朝正史，无不以《汉书》爲典范。而那种游离於政治之外，自任裁断的独立的史官精神却从此逐渐淡出历史。
    其四，修史制度一变，史书风貌遂与此前迥异。作爲东汉国史的《东观汉记》，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见其全豹，但在今人辑本中帝纪部分所存尚多。除了图谶天命的宣扬以外，很难发现那种对帝王或本朝批判性的言论出现，反而在帝纪的末尾多有"序曰"颂扬帝王功德。（80）这种在帝王干预下出现的"虚相褒述"，不重"实録的修史风气，虽然当时即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但终汉之世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