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後汉书·贾逵传》，页1235。
    （52）在贾逵上章帝的条奏中言："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同上书，页1237。李贤等注中或云"贾逵附会文致，谓引《左氏》明汉爲尧後也"，或云"言时主不重经而重谶也"。要之，皆言贾逵在明、章时实以附会谶记显。见页1241注〔二〕、〔三〕。
    （53）《後汉书·贾逵传》，页1235。
    （54）同上书卷三六，页1241。
    （55）同上书卷八○上，页2613。
    （56）《谕衡校释》，页863-864。
    （57）《隋书》卷三二，页940，941。
    （58）同上书卷三四，页1035。"中郎"或爲"郎中"之误。
    （59）《隋书》，页507。
    （60）同上书卷三四《经籍志三》，页1039-1040。
    （61）虽然在永平十七年诏问的史臣中未有宗亲近臣，但修史的立场，对於皇室宗亲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62）《後汉书·祭祀志上》："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诚善用之，奸僞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页3163。
    （63）《後汉书·光武帝纪下》，页84。
    （64）《後汉书·樊鯈传》，页1122。
    （65）参葛兆光《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及其结果》，《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277-297。
    （66）《东观汉记》卷二亦载："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经学，即位，删定拟议，稽合图谶。"页59。
    （67）这里的"史馆"只是对当时修史机构的一种指称，非唐以後有固定名称的"国史馆"。
    （68）据《史通·史官建置》："司马迁既殁，後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司马迁离世以後，实际上已无专职的史官。但集体修史，实爲明帝的创造。见《史通通释》卷一一，页307。
    （69）《後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阴皇后》，页426。"注记"与"本纪"、"起居注"并不相同。参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27-132。
    （70）东观士人兼修史与校书，《史通·史官建置》云："自章、和已後，图籍盛於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爲着作，竟无它称。"《史通通释》卷一一，页310。关於明、章之际校书人员的情况及职责，参拙文《东观考论》，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7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69。对於史家到史馆的转变，梁啓超认爲："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於一人之手，唐以後书皆官撰而成於多人之手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21。事实上，後汉修史已啓其端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亦曾言及，见其着《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117。
    （72）参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页113-115。
    （73）考察东观校书人员即可明晰，着作其中者多经学修明之士。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五《东观汉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239-248。
    （74）东观人士校书修史，往往同时进行。《後汉书》卷七八称李巡"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於石"；"赵佑博学多览，着作校书，诸儒称之"。页2533。《蔡伦传》称："（元初）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典其事。"页2513。
    （75）《後汉书·文苑传·刘珍》，页2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