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分离还有一个消极后果：概念系统--这是把个别的事实放在其中的模版--已经陈旧，不再与西欧史学所应用的相适应。由此就常常产生，并且至今还在产生彼此间的不理解和误解。例如，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应用“阶级”概念时，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与苏联历史学家完全不同。对后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社会的范畴，而对前者--这只是或多或少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对于其他的社会分析的重要概念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例如阶层、国家、社会、封建主义、农奴制，等等。许多西方史学惯用的概念，在苏联史学中用得很少，或者被歪曲地同化了，例如社会移动性、心态。我国历史学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改进概念系统，使之与当代科学相适应。
    因而，除了全世界的当代历史学家所共同面临的方法论难题外，我国的历史学家还有更多的问题。在我看来，苏联史学的特点是：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史的否定态度，就像当代俄国史学对苏联时期的否定态度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在解释历史时只唱忧郁、昏暗调子的范式：人民贫苦不堪；精英们疯狂地追逐着自私的阶级利益，忘却了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专制主义只关注贵族的利益和自我生存；帝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其惟一的目的是保存腐朽的专制制度；贵族剥削农民，城市剥削农村，商人和资产阶级剥削小市民和工人，俄罗斯帝国剥削居住在国内的所有民族；农奴制只是噩梦和不幸；官僚制的特点是不成熟和贪污腐败；权利是专制制度的奴仆，法庭已被出卖；社会舆论受到专制制度的侵犯，等等。世界上任何地方大概不会有历史学家会这样幼稚地描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既创建了国家的历史，又创建了民族的历史。正是他们构建了对历史的理解，迫使人们忘记一些事件，同时很好地记住另一些事件，以伦理的-文化的传统、民族自觉和民族尊严教育人们。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神话创作。但是，关于俄国的多数神话--不论这有多么荒唐--却是贬低，而不是提高俄罗斯人的民族尊严。请看其中的几个：俄罗斯是压迫隶属于她的所有民族的典型的帝国；俄国社会是封闭的；俄国人不懂得管理；农奴制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闭塞状态；在俄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国家和官僚制度不关心社会和人民；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不正确的；18-19世纪初的专制制度是阻碍国家发展的制度；法庭上充斥着专断无理。请看例句：“帝国的政策始终会再现宗主国的国内政治社会制度的特点。在俄国，这就是莫斯科君主的以独裁镇压为基础的政权；人民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奴隶心态；不是诸侯的等级制度，而是国家奴隶的等级制度；在社会中长期不存在阶层制度、自治城市，有的是普遍的不自由的精神和国家以国家名义对个性的压制。”
    否定性的神话创作的原因在于：这些神话是在我国史学在与国家政权的独裁主义作斗争的时期创作的，追求的是崇高的任务--在俄国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以后这些神话进入了教科书和群众意识。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虚无主义的情绪一直很流行，结果是与任何人都不满、对抗，谴责祖国的历史、俄国的传统和秩序，这被认为，而且至今认为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好风度，甚至在没有什么根据时也是如此。在1997年，我受到美国驻彼得堡总领事的接见，被邀请的共有20人，基本上是年龄在45至55岁之间的大学教授。在丰盛的餐桌旁，大家友好地责骂政权……指责俄国不够民主。10年以前，很多人避开美国领事馆；避免与其工作人员接触，至少是不会张扬；害怕参加接见。至于不害怕本国同胞，在美国领事馆馆员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责骂政权，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可能，但民主成分还是很少。
    俄国改革家和政府政策在史学中的遭遇尤其不济。史学界通常都用特有的观点来看待政府政策：（1）最高政权和政府哪些没有做；（2）它们犯了哪些错误；（3）在组织和管理中的缺点；（4）丧失了哪些可能性。任何一种评价都以存在某种范例、模式为前提，这些范例和模式被用来与现实比较。对俄国来说，这些用来比较的范例总是从西欧国家的经验中借来的。西欧国家在我国历史的帝国时期在现代化方面总是走在前面。这样的比较，一方面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但是，由于比较是以西欧的高标准为基础的，因而总是贬低了我国的成就，有时简直贬得一钱不值。例如，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许多人认为：真难以设想这是成就，在西欧国家，这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完成，而且做得要好。在俄国实行了宪法，难道这是成就？与英国和法国的宪法比，这是假宪法。但是，看问题需要更广些，更深些，要避免分析中的片面性和党性。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使国家结构和政府政策与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其他的社会可能性相适应的观点，以及如果西欧的模式成为现实情会怎样的观点。还必须注意下述这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完全实现了所宣称的理想，其中包括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但所有国家都在朝此努力，并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俄国人民、她的精英和政府同样在朝这个理想努力，虽然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俄国接近理想的程度要小，但是终究她在这条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三、1980年代下半叶至1990年代初的苏联史学
    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革”进程（指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译者注）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和强大的影响。对苏联史学的修正，始于对苏联史学中斯大林传统的批判，始于为党内反对派著名活动家的恢复名誉（科恩的《布哈林的政治传记（1888-1938）》一书的出版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始于在党史和苏联社会史中消灭“空白点”的斗争。Ю。阿法纳西耶夫、Л。巴特金、Ю。 布尔京、А。布捷科、И。克利亚姆金、В。谢留金、Г。波波夫、А。 齐普科等人的艺术-政论作品对学者历史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1987年）提出了苏联社会另一种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多维性的问题，对开始修正苏联史学起了根本性的作用。80-90年代之交，俄国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我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20世纪俄国农业发展问题，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初期阶段等等。
    此时，俄国历史学家开始积极吸取本国和外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重新出版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А。С。拉波-达尼列夫斯基、П。Н。米留科夫、А。А。科尔尼科夫、П。Б。斯特鲁威等人的著作；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著作、法国年鉴派代表布罗代尔、费弗尔等人的著作。早就在研究西欧中世纪时熟练使用人类学方法的А。Я。古列维奇的著作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在年鉴派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心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