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微观史学
    1990年代，在当代世界史学中，历史时间和地点的概念被重新加以考虑。今天，历史不再是“客观的”过去。历史既被用“长时段”过程的术语（结构和进程的缓慢的变化）来进行解释，又用事件的术语（乍看起来是偶然的、只有地域意义的事件）来解释。在西方史学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今天，历史已离开了统一的、“基础性的”准则而让位于解释历史的多元的方法。这一过程导致了历史研究的非中心化，导致了研究兴趣从占统治的“民族的”范式转向地域研究。“混合的”和标准的民族史讲义不再成为大学的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地域史。这样的地域史所用的分析语言是适用于具体区域和时段的，是关注此时此地的“事件”、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对地域的关注体现在新的方法（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上。
    微观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是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意大利人的发明（虽然这一名称过去也时常被运用）。它的创始人中，除了金茨伯格和乔万尼·列维外，还有格雷迪、波尼、恰鲁蒂。这是一个研究早期近代史（这点很重要，因为对中世纪相对贫乏的史料来说，要在微观范围内详细地重构事件是不可能的）的“左”倾知识分子团体。除金茨伯格本人外，其他人首先研究的是社会史（金茨伯格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史家），并力图摆脱宏观的体系公式。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他们坚决摒弃一切宏观的历史公式，改变研究重点，把注意力从宏观转型转到个人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适应其战略。承接起已成为史家座右铭的研究历史要“如实直书”的号召，微观史学把它变成研究历史要“立足土地”。
    微观史是一种经验的方法：它可以使人看到过去不注意的事物。况且，正如微观史学的理论家列维所言：“微观史学不想为了综合而牺牲个人，更甚于此，它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的行动或单一的事件。但是它同样不想拒绝任何抽象：很少注意的征兆或个别的突发事件可以促使更普遍的现象的显现。”[24]（P184） 换句话说，详细地研究个人的行动--不是目的本身：微观史学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在观察人们的个人行为战略时，看到所研究时代的过去未被注意的发展趋势或现象。
    微观史学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家，如金茨伯格[25]（P207-236）、格列维[24] （P167-190）、勒韦尔[26]（P236-261）、格雷迪[27]（P292-302）、梅吉克[28]（P193-202） 等人的纲领性著作被译成俄语出版，这推动了俄国史学中这一流派的发展。[29] 在历史研究中推广微观分析方面，Ю。Л。 别斯梅尔特内和他多年来领导的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私人生活史研究班的功劳很大。他们于1997年创立了《突发事件：历史中的个人的和独特的》年刊，它的方向很接近微观史学；并于1998年举行了运用微观和宏观方法研究历史的学术讨论会。[30][31][32]
    下面举些新流派的最初的作品。О。Е。科舍廖娃的文章《战士的逃跑》分析了17世纪俄国史中的一个插曲：1660年著名外交家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奥尔金-纳晓金的儿子逃往波兰国和后来自愿返回祖国的事。科舍廖娃收集了保存在档案馆的史料，力图弄清逃亡者、年轻的战士纳晓金逃跑的动机，也想了解其父亲、宫廷社会和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沙皇本人与他的行为的关系。[33]（P55-86） А。В。安托先科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导致П。Г。维诺格拉多夫在1901年辞去莫斯科大学教授职位的环境。作者解释说，维诺格拉多夫的离去是对其含糊的处境的示威性的抗议：当时大学教授一方面是学生的指导者，另一方面，又是必须遵守部领导指示的国家官员。[34]（P234-272）
    1999年，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微观史研究的专著。这是一个贵族家庭青年约瑟夫·维耶利戈尔斯基（1817-1839）的详细的传记。此人在皇帝宫内与皇位继承者（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一起接受教育，后来在22岁时死于肺结核。作者Е。Э。利奇娜和Н。В。萨莫韦尔力图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自己的主人公的传记，力图在独特处看到典型的特征，在个人的命运和悲剧中抓到使维耶利戈尔斯基成为自己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的东西。[35] 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贵族家庭中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当时的教育原则，贵族社会高层中对君主的态度的特点，甚至涉及当时医药的发展水平。但是对时代背景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主人公生活中的某些情节，而实际上传记应该用来显示过去未知的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微观史的潜力并未在这本书中完全实现。
    С。В。茹拉夫廖夫关于1920-1930年代莫斯科发电厂外国工人的书在应用微观史方法上更为成功。[36] 作者成功地选择了一个观察20-30 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视角：一个在莫斯科工作的外国人的小的移民区。它像一滴水那样反映出当时苏联生活的所有问题：住宅问题、口粮问题、劳动纪律和劳动动力问题。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像是用外国人的眼睛看到的，也就是说，可以把当时苏联的现实中的现象纳入同时代的西方标准。不仅如此，外国移民区的生活就像一种风雨表，可以测试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公开程度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的实际情况：1933年后，随着工业化的最困难阶段的终结和苏联趋向孤立倾向的增长，“讨好”外国工人的做法随之终止，对他们的压力加大，目的是强迫他们成为苏联公民。所有这一切促使外国劳力离开国家，而在1937-1938年的迫害时期，发电厂的外国移民区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