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数汇报的实际执行效果
    乾隆六年的民数并非来源于人口普查，只是将当年保甲登记的人口数减去流寓人口得来的。清朝人口登记中有人口动态的统计，即“新收”、“开除”，近似于现代人口统计中的“出生”、“死亡”；上一年的人口数为“旧管”，加“新收”减“开除”即为今年的“实在”，以后历年的民数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计算而来。(52)“新收”和“开除”的统计必然存在着误差，随着时间的增加，误差可能累积越来越大，更何况作为起始数据的乾隆六年民数统计也必然有误差。
    乾隆十二年，因山东沂州府兰山县发生灾荒，发现该县“应赈户口较上年造报民数甚属浮多”，随后发现东平、济宁、临清卫、郯城、蒙阴、齐河、肥城、即墨、济宁卫等地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山东巡抚阿里衮向皇帝奏报其中的原因：“每年民数原难按户挨查，先经廷议令各州县查照保甲册内数目开造，而各州县保甲册籍每户亦止载紧要男妇数，人不能名名入册”，因此他要求进行全面复查。(53)但是乾隆皇帝的反应却是“传谕阿里衮：除伊已饬清查之州县外，余可不必饬查”，因为“督抚年终奏报民数、谷数，原欲知户口之繁多，计仓储之盈缩，乃国家应行办理之政务。然必欲逐户挨查，被蚩蚩之氓转以为累。”(54)很显然，皇帝对于民数的确切数目并不太介意，他担心认真清查会骚扰民众。
    乾隆二十八年，甘肃巡抚常钧进一步指出了民数汇报的根本性缺陷：“(民数汇报)递年加增已阅二十余载，旧管之数是否确切已无从查核，而州县造报又多拘泥无须挨查之议，惟责之乡保头人，乡保头人又责之户首，其户首不过将承粮应差之人开报，其余男女弟侄多不造入，积久渐悬，以致现今各属实在户口往往与册造之数不符”。在上一年的冬天赈灾，常钧发现灵州、静宁州的灾民人数比民数册人数多出许多，怀疑有人假冒骗取赈济物次，彻查才发现民数册确实比实际人数要少许多。因此常钧请求该年的民数汇报推迟，等清查户口后再行奏报。(55)乾隆二十九年，经过清查，大学士管陕甘总督杨应琚补报上年的甘肃民数“共男女大小”10236773人，而二十七年的民数是7470929人，一年之间竟然增加了37％，276万多人，(56)即民数册至少遗漏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这种情况不止甘肃一地。乾隆四十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报在赈灾时发现民数登记有重大纰漏：“如应城一县每岁只报滋生八口，应山、枣阳只报二十余口及五、六、七口，且岁岁滋生数目一律雷同”。(57)赈灾需要编造灾民册，必须逐一登记以申请赈灾物资，因此容易发现原有户籍册的漏报问题。
    更荒谬的事情发生在广东。乾隆四十年广东巡抚德保奏称：“粤东原额丁银久经摊入地亩征收，其粮税不及一丁者列为分、厘等尾数。乾隆六年，前抚臣王安国奉旨奏报民数之始，未将零尾删除，历年遂相沿开报”，(58)即广东汇报的民数竟然一直有小数。情况确实如此，署理两广总督庆复、广东巡抚王安国共同奏报乾隆六年广东民数：“实在民屯丁口共六百三十二万八千六十一丁口零”。(59)广东的民数显然是照抄了原来的编审人丁数再加上未入编审的女性、未成年等人口，所以才产生民数居然有小数的谬误。这个谬误居然维持了34年，一直陈陈相因，广东各级地方官以及他们的属吏只是编造照抄，连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也没发现、更正，广东民数汇报的执行效果让人难以相信。这个事件表明在34年里，乾隆皇帝本人并没有认真浏览过民数奏折和民数黄册，因此难以相信广东及其他地区的地方官会认真执行民数登记和汇报。
    湖北揭发的问题让一向并不太介意确切民数的乾隆皇帝再也无法容忍，乾隆四十年十月上谕：“(民数汇报)顾行之日久，有司视为具文……所报之折及册，竟有不及实数什之二、三者……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60)当时已经奏报了当年民数的省份也要重新奏报，各省纷纷要求宽限奏报，因此同年十一月上谕：“各省岁报民数均着展至明年底缮进，俾得从容确核以期得实”，并威胁再不认真查报将予以处分。(61)乾隆四十一年，各省陆续将上年的民数奏报，除了山东、奉天外，其余各地区的民数都有显著的增加。
    姜涛认为乾隆四十年民数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汇报从“本籍主义”(登记对象为户籍人口)向“现住主义”(登记对象为现有实际人口)的转变，换句话讲，以前民数漏报是因为将流寓人口排除在汇报之外的缘故。前文提到，不论人口登记的对象为户籍人口还是现有实际人口，只要登记准确，结果都是相同的。乾隆四十年十月的上谕中明确提到“现今直省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71)很显然乾隆四十年及以后民数汇报的对象仍然是户籍人口。姜涛误解了乾隆上谕中“实在民数”的含义，“实在民数”是清朝的公文术语，指该年实有的民数，而并不是如姜所指的包括土著和流寓在内的现有实住人口。(72)在乾隆四十年以前的民数奏折中，已经多次出现过“实在土著”和“实在土著、流寓”字样；(73)乾隆四十年之后“实在土著”和“实在土著、流寓”仍然多次出现，(74)由此可证“实在民数”与土著、流寓无关。当然，一些离家已久的流寓人口在家乡可能已经被注销了户籍，不再列入民数汇报，而现住地却仍因他们是流寓而没有被纳入当地的民数汇报中，这确实可能是乾隆四十年以后民数大幅度增加的部分原因。(75)正因为要避免漏记，福建和贵州登记了那些居住已久、实际已脱离了原籍的流寓。
    乾隆四十年以后历年的民数仍然是按照之前的方法计算而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动态变化的数据误差会被再一次累积，从而可能导致民数统计误差的增加。(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