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湖北巡抚陈辉祖：《汇报民数展限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35-1173-031。
    (62)姜涛先生由于没有利用这些奏折档案，只比较了《清朝文献通考》中的乾隆三十五年和四十一年的数据，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48页。王跃生先生同样引用了《清朝文献通考》中乾隆四十一年的数据，并认为此即乾隆四十年的复查数，并根据乾隆三十八年以前的各省汇报奏折民数推算乾隆四十年的民数，参见王跃生：《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变动研究》表1。通过与民数奏折比对，《清朝文献通考》中的乾隆四十一年民数并非乾隆四十年的复查数，二者无一相同。因此王跃生引用了错误的数据，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考一》。姜涛、王跃生都没有利用奏报的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的民数进行比较，因此都不能准确反映乾隆四十年复查的效果。
    (63)山东巡抚包括：《山东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七年十一月，一档，35-1122-010。
    (64)广西巡抚熊学鹏：《广西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35-1173-020。广西巡抚吴虎炳：《广西上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一档，30-0432-020。
    (65)盛京工部侍郎富察善：《奉天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35-1173-30。盛京工部侍郎富察善：《奉天上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一档，30-0432-016。
    (66)贵州巡抚裴宗锡：《贵州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35-1173-035。贵州巡抚裴宗锡：《贵州上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一档，01-0351-024。
    (67)注意第一次奏报的民数有小数，即“丁口零”，第二次奏报时取消了。广东巡抚德保：《广东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035-1173-021。广东巡抚李质颖：《广东上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一档，30-0432-021。
    (68)四川总督文绶：《四川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35-1173-023。四川总督文绶：《四川上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一档，30-0432-017。
    (69)云南巡抚裴宗锡：《云南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一档，35-11 73-017。署云贵总督图思德：《云南上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一档，30-0432-019。
    (70)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比如战乱、饥荒或疾病，人口通常会增长，乾隆四十年民数应高于乾隆三十九年民数。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因素(假定为年增长率为10‰)，全国实际的漏报率应为15.46％，低于16％。表中并不代表笔者认同乾隆四十年汇报民数的准确性，对此笔者将有另文专述。
    (7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92。
    (72)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50页。“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是清朝的官方术语，用以反映统计对象的动态变化，因此“实在民数”并不是现有实际人口(姜涛所说的“现住人口”)。
    (73)安徽巡抚高晋：《安徽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档，35-1159-053；福建巡抚苏昌：《福建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档，35-1164-001。
    (74)江苏巡抚闵鹗元：《江苏本年民数、谷数折》，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一档，35-11177-038；福建巡抚黄检：《福建本年民数、谷数折》(军机录副)，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021951。
    (75)同时也存在着重复登记的可能，比如福建与贵州均登记流寓人口，而这部分人口有可能在其原籍也被登记。不过总的趋势应是遗漏登记，这也被乾隆四十年民数统计的结果证明。这未必主要是流寓人口导致的，而是因为遗漏几乎是人口登记不可避免的特性，现代社会也同样如此。
    (76)这一点还有待能发现更详细的数据资料予以证实。现在仅发现乾隆时期吉林奏报、呈送的分县民数黄册和民数清册各一本，其他年代其他地区的黄册和清册均未发现，因此现在无法证实这一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