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寺院召集僧衆返回寺院修理被水破坏的寺院的时候，他们也采取了发放转帖的方法。其中，时间、地点和要求个人需要携带的工具等都一一进行了说明，迟到和不来的也要接受处罚。转帖也要求回付本司，“用凭告罚”。这里，除了结社的那种组织以外，与结社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当寺转帖有许多种类，事由各异，“有修堤、拽碾、少事商量、贷便等”。郝春文先生根据这些当寺转帖等资料，考察敦煌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的僧尼生活，发现许多僧尼并不住在寺院而是住家，所以才会有这种转帖。(11)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利用转帖传达集合信息的场所绝非只有结社一种。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信息的传达都要依靠转帖。使用转帖有一定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传达转帖的任何一方都是事先同意者。这就是说，转帖的使用是被限制在约定俗成的范围之内。不能想像对陌生人使用转帖。於是我们看到，不论是行人、军人、还是同寺僧衆，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转帖除了含有事先同意或约定的意义以外，它在传达信息方面确实具有一定优势，那就是白纸黑字，要求清楚明白，信息是明确的。它要经过被通知者的“示名”，对已知进行确认，所以减少了耽误的可能。正因爲如此，转帖才会有较大的应用空间。在唐朝，即使朝廷之上，也有使用转帖传达信息的记録。刘肃《大唐新语》卷二载：
    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已上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司马光《资治通监》也有类似的记载：
    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胡三省注曰：转帖者，止书一帖，使吏以转示百官）。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12)
    同一件事情，《通监》的记载是有省略的。从王求礼的说法中，我们看到当时朝廷集合百官，用的正是转帖。豆卢钦望想把京官的两个月的俸禄用作军事，但又要用百官自己的名义。所谓拜表，就是大家共同署名之类。本来可以在转帖中说明白的，但豆卢钦望担心反对，所以故意不说，结果被王求礼拆破。从这个资料中可以看到，对於丞相的转帖，“群官见帖即赴”，说明这是很常用的集合百官的方式。
    其实，转帖是在电气化通信工具如广播发明以前，在一定空间之内进行信息发布的常用方式。即使在今天长者的记忆中，依然不乏转帖的内容。
    注释：
    ① 参见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 郝春文先生後来又进行了补遗工作，参见《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共分三集发表，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2001年第4期。再搜集文书34件。
    ③ 参见石田勇作：《敦煌“社文书”研究序说--以转帖爲中心》，《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衆》，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3月，669～689页。
    ④ 参见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31～36页。
    ⑤ 宁可、郝春文：《社邑文书》前言，12页。
    ⑥ 郝春文先生在《社邑文书》出版以後，继续搜集相关文书，集中发表了三篇《社邑文书》的补遗文章，分别发表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和2001年第4期。其中有社条、身亡转帖等，但没有少事商量转帖。
    ⑦ 宁可、郝春文：《社邑文书》前言，12页。
    ⑧ 杨森：《敦煌社司文书画押符号及其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85～90页。
    ⑨ 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31～36页。
    ⑩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1997年8月，第69页。
    (11) 参见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二章《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74～122页。
    (12) 《资治通监》卷二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6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