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有关大祚荣率部东归后是否很快得到了留居故地的靺鞨人的帮助的问题，也即“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中的靺鞨的构成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很难得出清晰的结论。可以说，目前的相关论述，都是建立在推论基础上的。⑩当然，笔者也倾向于有部分留居故地的靺鞨人在渤海建国初期加入渤海国。
    最后，除了上述三支源出靺鞨族属的人群以外，还有部分高句丽遗民成为渤海建国力量。比照上引《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的记载，《新唐书·渤海传》增加了“及高丽余种东走”一语。史书中没有高句丽人迁入营州情况的直接记载，但也有若干线索可寻。如《新唐书》卷一四七《王思礼传》载：“王思礼，高丽人，入居营州。”又如《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载：“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11)说明确有部分高句丽人入居营州。高句丽人的共同行动，进一步说明东归的靺鞨人是原与高句丽人有着密切关系的。但从《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所载高句丽遗民流向并无营州看，进入营州的高句丽人数量必定有限。
    当李楷固与大祚荣交战时，“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这里的“高丽”之众又是哪里来的呢？恐怕还不止是迁入营州的少量高句丽人。据《续日本纪》卷一三“圣武天皇天平十一年(739)十二月戊辰”条载渤海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其文曰：“仍差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同书卷二一“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九月丁亥”条载：“渤海大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开国公杨承庆以下廿三人，随田守来朝。”同书卷二二“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十月辛亥”条又载：“渤海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开国公高南申相随来朝。”
    据笔者考证，上述记载的“若忽州”、“木底州”、“玄菟州”等府州是原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高句丽遗民府州，它们在乞乞仲象、大祚荣等东归建立渤海国的过程中参与进来。在渤海初期，由于尚未进行政治整合，不论是靺鞨诸部还是高句丽遗民，都维持了旧的自治制度。其中高句丽遗民仍延续了安东都护府时期的政治体制--“凡此十四州(高句丽降户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12)。
    综上所论，渤海国的建立是以靺鞨人为主，同时结合了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由于大氏集团有着靺鞨的种族身份与基本文化特征，又有着一定的高句丽文化面貌，正是这种文化特征上的二元性，使得它能够黏合上述两大族群，组建起新的国家。然而渤海建国，尽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但其内部人群在族群意识上的分立并不会随之消弭。特别是高句丽与靺鞨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高句丽人文化水平较高，曾是靺鞨人的统治者；靺鞨人尽管曾受到高句丽人的统治，但时过境迁，如今成了新政权的主导力量，然而其文化水平终归较低，尤其是政治文化水平无法适应集权制国家的需要。此外，尽管在种族上、基本文化面貌上具有一致性，但东归建国的靺鞨人内部也不无矛盾，尽管乞四比羽战死，部众统归大氏，但是这种乘势整合并不能很快形成完全一致的行动，例如在与高句丽遗民关系上，大氏与之关系更为密切，形成建国的主导力量，但是其他部落靺鞨人却可形成牵制、抗衡力量，从而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最后，强大的唐朝也是影响渤海国内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与唐朝关系是渤海能否立足的关键。上述族群矛盾在渤海初期长期存在，因此，当外部压力减弱的时候，大氏集团黏合剂的效能不免大打折扣，渤海初期的内政与外交都出现了因族群问题而分裂的现象。
    二、族群问题对渤海早期历史进程的影响
    有关渤海初期的史料十分稀少，且主要反映在对外交往领域，但是这些有限的记载，已经向我们透露了渤海初期族群因素对其历史发展进程的显着影响。现将渤海初期(文王大钦茂即位以前)朝唐使团的情况列表如下，以便进一步讨论：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将渤海初期朝唐使团概括出如下特征：首先，渤海初期派往唐朝的使臣，凡有名姓者可以说基本上是靺鞨人，只有一个贺祚庆不易从名称上判定；(14)其次，这些使臣依职衔可以分作三类，一是王子，二是臣，三是(大)首领，其中王子与首领人数最多，而从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就只有王子和臣，不再有(大)首领了；再次，唐朝对大部分使臣都授予官职，并有所赏赐。那么，这些特征又反映了怎样的历史情境呢？从第一点看，在渤海与唐交往过程中，作为曾被唐朝灭国现在又加入渤海的高句丽人是被刻意回避的。第二点反映了渤海初期并未形成系统的职官体系，特别是作为地方势力代表的靺鞨人大首领、首领独立朝唐，说明渤海初期对地方势力的控制还不是很有效。第三点则说明渤海朝唐使臣从与唐交往中获得了经济、政治利益。前者表现为各种回赐，特别是渤海缺乏而又是身份等级标志物的丝帛；后者则表现为各种官称，以及官称的象征物--紫袍，金袋、鱼袋。
    上述第一、第三点说明渤海初期通过与唐交往获得了经济、政治利益，而这个利益又主要为靺鞨人所占有。以往学界主要关注渤海对外交往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实际上政治利益同样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渤海政权初创，政治架构亟待建立之际。至于渤海初期朝唐使臣获得的政治利益到底有多大，则需从上述第二点入手分析。
    当然，有关第二点，也即渤海初期并未形成系统的职官体系的判断与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尚需进一步辨析。在日本古籍《类聚国史》卷一九三《殊俗·渤海》的“渤海沿革关系记事”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渤海国者，高丽故地也……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15)从“无州县馆驿”的记载看，当为渤海早期的社会状况。这条记载说明，渤海国初期是以部落的形式聚村而居。其中人口以靺鞨为主。同时又言“高丽故地……靺鞨多土人少”，从渤海初期所在地域看，与靺鞨对称之“土人”当指高句丽人。(16)也即在各级官长中，高句丽遗民占据上层，担任都督、刺史的职务。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渤海是高句丽遗民建立的国家，并进一步认为渤海建立了由大村(长官都督)、次村(长官刺史)、其下(长官首领)三级的地方行政机构。(17)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完全根据日本史料的记载，实际上并非渤海初期社会状况的全貌。根据笔者的考证：渤海草创期的政治结构是中央(国王)-诸大部落(大首领)-诸小部落(首领)，而诸大部落尚具有较多的自治权。这与《旧唐书·渤海传》所记载的渤海建国过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是相符合的。正是由于这种较为松散的联合，前文提及的高句丽遗民诸部落大酋领原本拥有的唐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等政治名号便得以保留下来，于是在这类地区形成中央(国王)-诸府州(都督、刺史)-诸小部落(首领)的政治结构。这种情况随高句丽遗民主导的渤海初期对日交通而被日本方面所了解和记录。(18)
    此外，渤海初期还大量借用唐朝的散、职名号，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武散阶。金毓黻先生所辑渤海武散阶有：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云麾将军、归德将军、忠武将军、宁远将军、义游将军。就其来源，金先生则有不同意见：“又案：《唐志》，武散阶凡四十五，而渤海多与之同。或谓此阶为唐所授，非其本国所有，然又何以解于慰军大将军及义游将军乎？观渤海之官多有袭唐名而不改者，此不足为非其本国散官之证。”(19)现在看来，金先生的论断难称允当。按金先生所举二反例，官慰军大将军者为大昌泰，史书记其聘日已是渤海康王正历五年(798)，或者其时渤海已逐步整顿官制，抑或者为冠军大将军的异称。而义游将军，为渤海武王时聘日使德周所官。所谓义游将军当是记载之误，这在金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八《文征·国书》中已经指出：其在所引《续日本纪》卷十“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句下加注：“《大日本史》诸书皆以高仁义三字连读为一人之姓名，游将军三字为官名。惟《日本全史》以高仁二字为姓名，以义游将军四字为官名。本书从之。惟渤海遣日本诸使罕以二字为姓名者，应以作高仁义为是。至游字下应脱一击字，作游击将军。”(20)黑板胜美编订的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续日本纪》即作“高仁义”(21)。这样看来，两个反例皆不足为证，渤海初期的“武散阶”名号还是来自唐朝的舶来品。
    从相关记载看，唐朝经常授予来朝蕃人武散阶，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即载有：开元十二年(724)，二月乙巳，“渤海靺鞨遣其臣贺祚庆来贺正……并进阶游击将军”。此外，原属唐安东都护府所管的高句丽降户州的都督、刺史，也曾被唐朝授予武散阶。如高句丽降人“唐故安东副都护高府君(远望)墓志铭”载，其“曾祖怀，唐云麾将军、建安州都督”(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