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王末年的政治动荡与渤海认同的确立
    在大钦茂时代，渤海长期维持了对唐的藩属关系，不断派遣使节朝唐，“讫帝世(玄宗)朝献者二十九”(47)，畅通而便利的交流使得渤日交流变得可有可无了。实际上，从大钦茂上台以后，只有大兴三年，派出若忽州(高句丽降户州)都督胥要德为首的遣日使团，其后直到大兴十六年(天宝十一载，752)才再次派出由慕施蒙为首的遣日使团。至于大兴十年(746)，“渤海人及铁利总一千一百余人慕化来朝(日本)，安置出羽国，给衣粮放还”(48)，应该不是官方行为。惟其如此，才能解释慕施蒙等到日后，“奏称：渤海王言日本照临圣天皇朝，不赐使命，已经十余岁……”(49)
    那么为什么从大兴十六年开始，渤海重新重视对日交流了呢？究其原因，应与“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关。开元二十九年(741)，唐朝任命“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50)。到天宝十载(751)前后，安禄山已经为叛唐做足了准备，并正与契丹、奚发生连年征战，这些显然不利于渤唐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因而迫使渤海将对外交流的目光转向海东，这才有了慕施蒙使团的派遣。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作为渤海管领机构的平卢节度使人员变动频繁，政治倾向也不断摇摆，特别是在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向渤海征兵参战，不能不给渤海带来严重困扰。对此，渤海选择迁都避祸，“天宝末，钦茂徙上京”。同时，在对外交流方面，日益重视和强化对日交流。
    恰逢同样困惑于唐朝乱局的日本派遣使臣小野田守通聘渤海，促成渤海于大兴二十二年(758)，派遣“渤海大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开国公杨承庆以下廿三人，随田守来朝”(51)。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渤海遣日使所带国书史无前例地自称“高丽”：“高丽国王大钦茂言……”(52)对于这个“高丽国王”的由来，有学者认为“或者是当日日本朝廷为迫使渤海称藩所做的手脚即‘擅自给渤海国改了个名字’，或者是渤海方面‘出于对日外交需要的托词’而‘决不是自发的’”(53)。依笔者看来，这一时期渤海在对日交往中自称“高丽”，首先不能排除日方诱使的一面，大兴十六年慕施蒙聘日，日本孝谦天皇给文王的国书称：“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但省来启，无称臣名。仍寻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故先朝善其贞节，待以殊恩，荣命之隆，日新无绝，想所知之，何假一二言也。”(54)其中之意甚明，就是要渤海像高丽那样，与日本结成兄弟君臣关系，从而获得日本的“殊恩”。但是从“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一语看，彼时渤海并无自称“高丽”。相反，尽管《续日本纪》记载小野田守为“遣渤海使”，但是在奈良平城京遗址发现书有“依遣高丽使回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文字的木简，(55)天平宝字二年(758)的“遣高丽使”应该就是带同渤海大使杨承庆一同返日的小野田守，而“遣高丽使”大概是他准确的头衔，说明日本在对渤交流中主动称对方为“高丽”，是对孝谦天皇国书所提建议的进一步推行。
    那么日本方面的主张为什么得到了渤海的响应呢？其原因还是“安史之乱”的爆发给渤海带来的恐慌。现在我们来看看渤海对于安史之乱的认识。由于日方派出探访“安史之乱”消息的小野田守只到渤海，因此其回到日本向天皇的奏报应该就是他从渤海方面得到的相关消息。据《续日本纪》的记载，在小野的奏报中，首先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安禄山一方与唐朝战斗的情况以及“皇太子与即皇帝位于灵武郡都督府，改元为至德元载”，然后便重点介绍了先后两任平卢节度徐归道和王玄志向渤海征兵，渤海留其使而未发兵的情况。而接下来日本方面对局势做出的判断更进一步显示了渤海对局势的恐慌，“于是，敕太宰府曰：安禄山者，是狂胡狡竖也，违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计西，还更掠于海东”(56)。研判安禄山反唐失败会“更掠于海东”恐怕不是日本的一家之见；况且安禄山要东掠日本，势必首先攻击渤海。从这个判断看，大钦茂派出杨承庆使团随小野田守赴日，必然有结援之意，既如此，则不能不考虑日方的诉求，托名“高丽”换取日方的“殊恩”。
    我们还应注意到，758年使团大使杨承庆的官衔--“辅国大将军兼将军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开国公”。首先是“辅国大将军”，本为唐散官名号，上文已判断类似的官号是渤海初期从唐朝引入的，或者部分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高句丽遗民府州都督、刺史在加入渤海前就获得的散官；其次是“木底州刺史”，为杨承庆的本官，前文也已经讨论，木底州恰恰是原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高句丽降户州，在渤海初期加入渤海，杨承庆担任木底州刺史，说明杨氏极可能为高句丽遗民；再次是“兵署少正”，为兼官，是其在本官以外的兼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兼官，当与此时渤海职官体制调整，中央三省六部制官僚体系形成，过去的“割据诸侯”逐步被纳入中央官僚体系有关；最后是“开国公”，为爵位，说明他本人或其父祖在渤海建国的过程中曾立下功勋，而作为高句丽遗民的杨氏拥有“开国公”的爵位，进一步说明他的家族可能正是在渤海建立过程中脱离安东都护府管辖而转助渤海的。
    综上所论，从大兴二十二(758)年开始，渤海迫于安史之乱的压力，开始强化对日交流，并且顺应日方的要求，托名“高丽”；同时，在执行对日友好政策方面，高句丽遗民再次得到重用。杨承庆归国后，渤海于大兴二十三年(759)再次派出使团赴日，使团大使为“辅国大将军兼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开国公高南申”。“玄菟州”同样是安东都护府所管高句丽降户州，因此拥有“玄菟州刺史”、“开国公”衔号的高南申同样是渤海建国初期加入渤海的原安东都护府管辖的高句丽降户府州长官。进一步看，杨承庆使团的副使为杨泰师，高南申使团的副使为高兴福，都体现了这两个使团的部族色彩。
    接下来的渤海遣日使团是大兴二十六年(762)，大使为“紫绶大夫行政堂省左允开国男王新福”。从结衔看，这时渤海大约已经完成了三省六部制的官僚体系建设，形成了文散官+职事官+爵位的官衔体系。自此以后，渤海遣日使团的大使基本上都是由类似的中央文官担任，说明渤海王权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整顿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王”也是渤海国内高句丽遗民的大姓之一，(57)若然，则说明尽管由于渤海中央集权化的发展，对日交流不再由高句丽遗民府州所包办，但是高句丽遗民在其中仍发挥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对渤海施以新的拢络，宝应元年(762)诏封渤海为国；大历元年(766)，加大钦茂“司空兼太尉”，渤海在政治上重新找到了依靠。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联合渤海进攻新罗的计划也已无从实施。(58)至此，渤日之间的政治蜜月宣告结束了。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束，尽管恢复了渤唐政治交流，但是经济交流却难以回到之前的水平了。一方面，平卢节度南迁淄青，并且获得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这支势力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兴起了与渤海、新罗的贸易；(59)但是另一方面，唐朝国力因“安史之乱”而受到极大打击，物资紧缺，开始加大对外贸易的管制力度，“建中元年(781)十月六日敕诸锦、罽、绫、罗、谷、绣、织成细紬、丝布、犁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60)。再看《册府元龟》的相关记载，从建中元年开始，渤海一年一次，甚至数年才朝唐一次。尽管我们不排除民间贸易存在的可能，但是在国家禁令之下，肯定会受到相当影响。“开成元年(836)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新罗、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61)，可见当时朝廷禁令还是得到执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渤日之间尽管已经不再有政治上联合的必要，但是渤海在经济上仍然有求于日本，因而出现了渤海一头热的渤日交流新动向。自大兴三十五年(771)，渤海以青绶大夫壹万福为大使的第7次遣日使团起，渤海历次使团皆人数众多，例如771年壹万福率325人，773年乌须弗40人，776年史都蒙187(167)人，779年渤海及铁利359人，786年李元泰65人，795年吕定琳68人，这种单纯的贸易使团使得日本不胜其扰，于是渤日之间因为国书体例、遣使年限等等问题的纠葛就开始不断上演。
    渤海对渤日经济交流的依赖也反映到内政方面。学界一般认为，《新唐书·渤海传》所载“贞元(785-805)时，东南徙东京”，即由上京龙泉府迁到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其原因与“加强同日本间的交流存在着一定的关联”(62)。但是前人不曾指出的是，处在渤海赴日交流桥头堡地位的“东京龙原府”正是渤海境内高句丽遗民势力的重要据点。根据考古发现，渤海初期这里存在典型的高句丽文化，在温特赫部城出土有“高句丽到渤海初期常见的表面带有绳纹、席纹、斜方格纹或下沿带按压指纹的板瓦，特别是还采集到一件纹饰与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址出土相同的联珠顺瓣莲花瓦当”(63)。实际上，这种具有高句丽到渤海初期文化过渡性质的文物在渤日交流的“日本道”经过地区多有发现，如海兰江流域诸渤海遗址。(64)保存和使用高句丽文化的很可能是高句丽遗民。回溯历史，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的今珲春地区恰是高句丽旧地--栅城府。三上次男根据从渤海东京龙原府址出土的高句丽时代二佛并座像，推断今珲春地区是高句丽时代政治、军事、文化要冲；同时，“从高句丽以来这里就有二佛并座像的信奉者或者这种信仰的领导者，直至渤海时代为止”(65)。
    《新唐书·渤海传》载：“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作为一场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政治冲突，必应有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史文简略，我们仍能窥得若干端倪。
    首先是东京与上京之争，华玙为王后，立即“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显然是要摆脱东京势力的干扰。前文已述及东京是高句丽遗民势力的聚集区，并发挥着对日交流桥头堡的作用，而上京则是大钦茂一手创立，代表的是旧国-中京-上京一脉相承的国家核心政治力量，这支力量是以粟末靺鞨人为主导的，尽管在大武艺时期有过联合高句丽遗民对抗唐朝的经历，但是从大武艺末期，特别是大钦茂时期开始，已经执行了坚定的亲唐路线。就此而言，在渤海初期的两大族群势力中，靺鞨势力与之更为合契，因此上京应该是靺鞨人的政治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