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尽管因袭了唐朝的武散官名号，但显然并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系列来使用。如739年聘日大使胥要德官若忽州都督，按照“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的记载，在进入渤海的高句丽遗民府州系列中应该是最高一级的地方首脑。但是他的散阶只是忠武将军，(23)按唐制为“正四品上”(24)。而作为此次聘日使团副使的己弥(珍)蒙，却官“云麾将军”(25)，按唐制为“从三品”(26)。再比照758年聘日的杨承庆，759年聘日的高南申，二人均为刺史，散阶却为“辅国大将军”，按唐制为“正二品”(27)。
    根据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渤海初期国内尚无完备的职官体系，再加上“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28)，有了渤海国王受唐册封这个参照系，朝唐使臣所获得的唐朝官告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高句丽遗民继续沿用唐朝所册封的官称或许也是出于同样考虑。
    靺鞨部落贵族通过朝唐持续获得经济、政治利益，高句丽遗民则被剥夺了这样的机会。然而在渤海国内，情况却恰恰相反，参与渤海建国的高句丽遗民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组织水平，在渤海初期正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两代世子大武艺、大都利行先后担任高句丽遗民管理者--桂娄郡王可以印证此点。随着与唐朝联系的紧密，越来越多的王子与靺鞨首领获得唐朝的封授，拥有了在渤海社会内部被承认的政治威望，这必然是高句丽遗民所无法忍受的。到第二代王大武艺由桂娄郡王继承渤海王位以后，由于与高句丽遗民势力关系密切，而又不曾朝唐，因此难免对势力日增的亲唐派心存猜忌，特别是对那些到过唐庭，因而成为亲唐派领袖的王子们。
    开元十三年(725)，唐在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29)。此举引起大武艺的不满，“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门艺及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30)。传文尽管把大武艺对唐设黑水府不满与发兵击黑水连续记述，但从其他相关记载看，发兵并非在开元十三年，因为开元十四年(726)，大武艺还派渤海世子、现任桂娄郡王大都利行朝唐。
    那么为什么大武艺在对唐不满的情况下，还派世子朝唐呢？显然是为了缓和与唐关系，同时作为桂娄郡王的大都利行朝唐，可能还肩负着缓和高句丽遗民与唐关系的使命。但是大都利行抵达唐庭后，被“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留宿卫”(31)，所谓“留宿卫”，实际上是被扣为人质。大武艺彻底被激怒了，“遣母弟大门艺及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但是曾经朝唐的王弟大门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32)以往学界已指出大门艺所代表的亲唐派与代表王权的大武艺的矛盾，但是没能揭示这次冲突事件与渤海国内族群矛盾的关系。随着大门艺拒绝执行大武艺的命令，逃亡唐朝并获得唐的庇护，渤海与唐便开始了直接对抗，甚至兵戎相见，开元二十年(732)，“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33)，同时发兵至营州附近的马都山。金毓黻先生认为张文休为高句丽遗裔，(34)若然，则说明高句丽势力是积极参与到这次渤海与唐对抗中的。与唐的正面冲突又不可避免地推动大武艺进一步采取依靠高句丽遗民的政策。
    从现有史料看，大武艺进一步依靠高句丽遗民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渤海组织的第一次赴日使团。据《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九月庚寅”条载：“渤海郡王使首领高斋德等八人，来着出羽国。”同书同卷，“圣武天皇神龟四年十二月丙申”条又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朝廷七年冬十月，唐将李积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至是渤海郡王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廿四人朝聘，而着虾夷境。仁义以下十六人并被杀害，首领斋德等八人仅免死而来。”学界已经指出首次渤海遣日使是“进行旨在‘亲仁结援’即实现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的联络”(35)。而首次遣日使团恰恰是由高句丽遗民所主导。
    首先，所遣使节为高句丽遗裔高仁(义)；其次，大武艺致日本圣武天皇国书，也极力联系昔日高句丽与日本的关系，“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藩，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亲仁结援，庶协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36)，以致给日本方面造成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圣武天皇答书中称：“省启具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37)充分道出了日本方面所作判断的依据。上述情况说明大武艺希望利用高句丽遗民延续昔日高句丽与日本间的外交往来，获取与唐抗衡的政治资本。同时，赴日使团也获得了朝唐使团同样的收益--授以官位，赐禄有差，(38)赏赐“彩帛、绫、棉”(39)，这些当然正是高句丽遗民所梦寐以求的。
    然而，从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状况与势力对比看，大武艺内倚高句丽残余势力，东联日本对抗唐朝的政策是不利于渤海发展的，一方面对唐的强硬态度虽然打击了国内亲唐势力的潜在威胁，却招致唐、罗联盟的联合打击；另一方面，政治上依靠转向内敛，远在海东的日本也缺乏现实意义。外交上的被动局面迫使渤海政策转向，大武艺向唐上表悔过，并连续派使朝唐，唐玄宗在给大武艺的敕书中说：“卿往者误计，几于祸成，而失道未遥，闻义能徙，何其智也。”(40)至于刚刚起步的对日外交则被中止，这些做法必然会使国内高句丽势力感到气馁。而开元十六年(728)四月“癸未，渤海王子留宿卫大都利行卒”(41)，更是对高句丽势力的重大打击。大都利行卒于唐的原因史未能详，但他作为继任的桂娄郡王，当大武艺依靠高句丽势力推行反唐政策之时留唐为质，其境遇可想而知。大都利行入唐为质在开元十四年(726)，但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四月，“先是渤海王大武艺遣男利行来朝，并献貂鼠，至是乃降书与武艺慰劳之”(42)。大都利行卒于唐以后，渤海史上再未见到桂娄郡王的称号，(43)说明高句丽遗民势力在渤海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丧失了对王位继承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