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原道训》：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
    《史记·匈奴列传》：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 ，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
    《蜀中广记》引《九州要记》曰：
    之西有文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龙鳞于臂胫之间。
    《新唐书·西域传·疏勒》：
    其人文身碧瞳。
    考古发掘，亦为“文身”提供了例证。李济在《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 重要发现》（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2期，1930年。）一文 中说：
    最新颖的是一个半截抱腿而坐的人像，膀腿均刻有花纹，图案与花骨刺纹一致，…… 身后有槽，身宽7至9厘米，深约4.5厘米，……这个半截石像大概就是托图腾柱的石础 。
    对于这个石人李济又说：
    安阳发现的两件艺术品一出土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座大理石躯干像身上雕刻着类 似纹身印记的图案；一个雕刻着饕餮面的骨柄，饕餮面从上到下排列着。这两件艺术品 ，使我找到了古代纹身习俗和图腾制存在的证据。……在殷商统治下仍有人纹身，这自 然为这时期的装饰艺术又提供了一个实例。（注：《安阳》第12章《殷商的装饰艺术》 ，见《中国近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建国后，考古界和史学界对此石人重新进行了研究，均认为这是文身的标示，称此石 础人为文身人。
    殷墟妇好墓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1976年发掘的，在随葬品中有一玉 人。《殷墟妇好墓》肆《随葬器物》五装饰品（1）玉人：
    标本372（图80，2；彩版二四，2；图版一三0，1）褐色，面部浅绿色，头顶浅黄色，圆 雕。跪坐，双手抚膝，身略前倾，头微低，圆脸，细长眉，大眼小口，……胸前不显衣 纹，雕兽面纹，似文身。（注：《殷墟妇好墓》15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张朋川在《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一文中说：
    在甘麦地区庙底沟类型基础上延续发展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类型中人头形器 的陶器的人面上还画有类似山猫或虎豹之类的兽皮花纹，这或是当时部族人们的文面或 文身习俗的反映。（注：《文物》1979年第11期。）
    可见，雕题、文身的习俗在我国古代各民族中相当普遍，即使现在我们还经常看到文 身人。此类习俗，世界各国也同样的存在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文身”条说：
    许多民族认为文身可以防病祛灾，也有的民族用文身表明地位、身份或某一集团的成 员资格，但最普遍的动机大概是为了美观。葬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干尸身上就曾发现 文身。有关色雷斯人、希腊人、高卢人、古日尔曼人和古布立吞人的记载都提到文身。 （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册264页。）
    “文身”既是图腾、地位、身份或某一集团的成员的资格的标记，故中衍刺飞鸟于其 身亦具有上述四重意义。其刺刻的部位，一定要在其身上最突出的部位，使人们一眼便 可望见。首先是前额，其次是胸部，以形成自己形象的特点，故曰：“中衍鸟身”。由 此，我们可以想见中衍当时的风采。中衍何以要刺飞鸟于其身？还要从其祖上说起。大 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故大费的长子大廉为“鸟俗氏”。《索隐》对大廉 为“鸟俗氏”的解释甚为荒唐。《秦本纪》说：“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为鸟俗 氏。”《索隐》却说：“以中衍鸟身人言，故为鸟俗氏。”中衍为大廉玄孙，相隔五代 ，大廉能否见到中衍，尚成问题。即使能见到，大廉已年老，中衍恐时为孩提或在襁褓 之中。即使中衍真的“鸟身人言”，大廉亦绝不会在此时才称鸟俗氏。实际上大廉这一 定会是以鸟为图腾的，传至其玄孙中衍，仍然善于驯服鸟兽，以鸟为图腾，故中衍才刺 飞鸟于其身以为标记，表明自己擅长驯服鸟兽，并形成自己形象的特点。
    “人言”属下读，“人言”，乃“有人言之于……”，非“说人的话”的意思。“人 言帝太戊”，即有人将中衍的祖上驯服鸟兽及中衍刺飞鸟于身之事言之于帝太戊。帝太 戊闻知，才想让中衍为自己驾车。经过占卜，吉，“遂致使御”。《秦本纪》虽没有说 中衍擅长驯服鸟兽，帝太戊用中衍为自己驾车，却为中衍擅长驯服鸟兽提供了有力的佐 证。说明帝太戊知道中衍有驾车的能力。一车四马，要使马听话，没有驯服鸟兽的能力 是难以驾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