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本国史》是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此时离《白话本国史》的初版已有11年，离“第四版”的修改也有8年。该书第十八章“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叙义和团事，其观点、叙事及措辞等，如说“中国从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说“堂堂大臣，如何也会相信这种愚蠢之说呢？”说“拳匪是起于山东的，本亦无甚大势力。而当时巡抚毓贤，加以奖励，其势遂渐盛”等等，都与《白话本国史》初版本相同。“第四版”新加的有关义和团起源、名目等叙述，此书一无叙述⑨。可以推想：1930年代初，当吕先生撰写《复兴本国史》再次涉及义和团的史事时，想起了数年前有关义和团的修改事，他自行检点，早先“初版本”的有关文字，大致并无不妥，故叙事、措辞等，都延续未变。“第四版”有关义和团起源及门派之名目等，实无详述之必要，故多不采入。唯“初版本”中属于个人的评述（见前文划线部分），则未有录入。核对吕先生后来所撰的另几种中学教科书，情况也是如此（见下文）。由此笔者推断，“第四版”的修订，并非吕先生所为，而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代笔。
    《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改动的只是有关义和团的一段文字，显然，也就是这一段文字，在初版后的二三年里，逐渐显示出与社会舆情、学界思潮的相悖。大约自1920年代起，思想界对义和团的评价发生了转折。其中，1924年是重要节点。此年，孙中山、陈独秀的态度转向最值得注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多次有“拳匪之乱”、“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的说法；写《建国方略》时，提法也未见改变⑩。然而到1924年重新阐述“三民主义”时，观点便发生了大转变（11）。陈独秀在1918年撰写《克林德碑》，说义和团是中国史上“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12）。到了1924年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便全部推翻以前的看法，说义和团“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说它“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13）。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述，意味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新整合、新调整；而大革命前的陈独秀，青年毛泽东称他是“思想家的明星”（14），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舆情的变化，自会对教育界产生影响。1926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其议决案之第一项便是强调：当下的教育方针，应随时代而转移，应向国民灌输民族主义。“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之历史，及说明民族衰弱之原因”（15）。《白话本国史》对义和团一段的修改，自与此时学界思潮、社会舆情之转变有
    关。而这一切也自然会影响到出版界，尤其是教科书的出版和修订（16）。
    通读吕先生前后的著述，其对义和团的观点看法，甚至是行文中的一些习惯性措辞、叙事的顺序，基本没有变化。最早如1917年出版的《国耻小史》，其叙义和团事，就有“堂堂当国大臣”云云（17），且这种句式、语气在后来撰写的几种教科书中都反复出现（18）。这真所谓“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者”矣（19）。然而，先生岂不知他的看法与社会舆情、学界思潮之相悖？他既不愿随波逐流、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又不愿不顾外界舆情，故后来所撰的教科书，对此大都是中性的叙事，不作评论，也不掺入个人的意见。然而，意见可以不说，史实不可回避。如义和团的“戕教民、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毁电线；见洋货则毁，身御洋货的人，目为二毛子，则杀”等（20），在他后来所撰的中学教科书中，都未作回避（21）。当然，外界形势、社会舆情的变化，对吕先生的撰述、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的撰述，还是会有影响。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也是吕先生所撰。其第二十八章“八国联军之役”云：“当时的拳民，亦有相当的勇气。然既无训练，又专恃血肉之躯，自不足以当大敌。”又引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五讲》所载西摩的话为注释（22）。这也显示了他顾及社会舆情的一面。总之，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刻意回避史实，但也适当顾及社会舆情，这大约是吕先生的基本态度和处置宗旨。而《白话本国史》的第二次修订（即“宋金和战”的修改），其社会背景及吕先生的态度、宗旨，大致与之相同。只是有关“义和团”的评述不太引人注意，未引出查禁、诉讼案罢了。
    《白话本国史》的第二次修改，涉及的是“宋金和战”一段（23），其时代背景，王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论及。此次修改，主要删去（一）作者对岳飞、秦桧史事的意见，（二）涉及岳飞的几段史料。与第一次的修改一样，修改替换的篇幅也大致保存一致（“宋金和战”初版共9页半，修订本也9页半）。然而，因涉及的版面较多，且删去的文字多，增补的文字少，故排版上特别将其中3页的叙事改排为罗列式，甚至有五六个字便换行的，以能撑足九页半的篇幅。其结果，便弄得此节与全书的叙事风格、版面样式不甚一致。
    有关“宋金和战”的史事，在吕先生早年撰写的《本论·砭宋》和《关岳合传》已有专门的叙及。《本论》共12篇（24），写于1915、1916年间，其中《砭宋》一篇有对“宋金和战”的评述。《本论》当年未曾发表，仅在师友同好间传阅。金松岑先生有“海上七君子诗 武进吕诚之思勉”诗云：“吕子老弥谦，声容和且柔。少壮气遒崒，舌辩不肯休。著为本论篇，符统斯匹俦。体道而用法，谓是赅九流。”（25）可见《本论》的稿子，金先生是阅过的，且为金先生所激赏。比较《本论·砭宋》与《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其叙述之文字、引用之材料、所表达的意见，完全相同。《砭宋》几乎可说是《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初稿底本。
    《关岳合传》是吕先生早年所撰的通俗读物，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后半部为岳飞传。其第一章论“秦桧”（26），对秦桧的史事多有辨析（27），然书中对岳飞史事的评述，大致按当时社会流行的看法来写。同一段史事，又几乎同时撰写，《砭宋》与《关岳合传》何以截然不同呢？据先生《自述》，1914年的暑假后，他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他说“予本好弄墨，但在书局，所从事者，均系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之类，颇觉乏味。”（28）《关岳合传》是吕先生任职中华书局时所撰，列入中华书局的“学生丛书”，性质与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相近，大约当时此类书籍，都须按书局的要求撰写，而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所谓“颇觉乏味”，盖也由此？而《关岳合传》仍按流俗的看法撰写，盖也由此。
    总之，吕先生有关“宋金和战”的看法，始于1915年的《本论·砭宋》，1923年《白话本国史》沿袭之。自1935年发生《白话本国史》案后，除了出版社约请撰写的教科书，未见有先生专门讨论“宋金和战”问题的文章。但撰写教科书，则不能避开不写，故1936年中学生书局版的《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7年商务版《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及1944年开明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都有专节的叙述。其中，《吕著中国通史》“南宋恢复的无成”一节云：
    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一一三九年，宗弼回上京。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傥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