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制本国史》自1926年附有《改正表》后，又有多次重印再版，却没有在正文里依《改正表》所列各条一一改正，也未有在书末附上这份《改正表》，这或是编辑发行上的疏漏。尤其是1930年版已改正的刊误，到1933年再版时反而照旧存在，这颇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此类疏漏可能与1932年国难有关。是年，商务印书馆遭日寇焚毁，图书版籍均毁于战火。故国难之后，商务重印再版之书，或“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40），或不能找到修订版而只能按照初版付印。这便造成上述错误，也造成了市面上新旧版本错杂的情况。由此推之，《白话本国史》诉讼案中，龚德柏先生辩解时说当时市面上各种《白话本国史》版本混杂，恐怕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辩解，龚氏的错误在于拿1923年出版的书来说1935年的事，这便犯了赵超构先生所说的“张冠李戴”的错误。所以，南京法院最后的判决也说龚氏诉讼的罪名不能成立。然而，这种“张冠李戴”式的错误并非个案。仍是《白话本国史》的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不顾时间先后“张冠李戴”的误评（41）。
    如上所述，外界形势、社会舆情的变化，对吕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的撰述，也会有些影响。《新学制本国史》的《改正表》，有一条（初版）云：“亦有窃取西教之说，以资煽动者。洪秀全，花县人，尝窃取基督教旨，创一教曰‘上帝教’，而名其教会曰‘三点’，广西下流社会信之者颇多。”《改正表》云：“亦有藉西教之说，以资号召者。洪秀全，花县人，尝藉基督教旨，创一教曰‘上帝教’，而名其教会曰‘三点’，广西平民阶级信之者颇多。”查吕先生稍后撰写的各种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太平天国的叙事，不见有“窃取”（大都使用“借用”、“借助”）、“下流社会”（大都使用“下等社会”、“下级社会”）等措辞，而大都采取中性的叙述（42）。但是，在大学用的教材里，如1944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仍有“下流社会”、“不中不西的上帝教”等说法，以及说其“思想简单、手段灭裂、知识浅陋”等（43）。很显然，大学教材与中小学不同，其叙事论史不必刻意隐晦个人的看法或意见。
    其实，这里的问题，主要不是该不该隐晦个人的看法或意见，而是史书的撰写该不该回避或掩盖史实真相。1952年，吕先生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开展“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结束时，吕先生写了一份《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下文简称：《总结》）。按规定，《总结》都须检讨自己历年的著述。就吕先生来说，《白话本国史》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必回避。他在《总结》中写道：“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4）言下之意是：有关“宋金和战”中的看法，我是依据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叶适的《论四屯驻大兵》等史籍。若要批评我的意见，总须证明上述诸书的记载都是错误。换言之，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或效用，而回避史料，甚至“禁遏考证”（45）。胡适之先生写有《南宋初年的军费》札记一条，云：“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合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又引《中兴系年录》云：“绍兴十二年右司鲍琚总领鄂州大军钱粮。先是琚奏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次息钱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余缗，诏以鄂州七酒库隶田师中为军需，余令总所收。”说“刘军仰给于漕司，岳军取给于酒库。此与今日军人靠盐税、鸦片为饷源者颇相同”（46）。不论适之先生所云“与今日军人靠盐税、鸦片为饷源者颇相同”是否妥当，《中兴系年录》的这段史料，胡先生注明见于王鹏运《花间集跋引》（47），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却也未见近人所著各种岳飞传记有所提及。
    吕先生在《复兴本国史》的例言云：“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考据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前后不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此书的编纂，距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尧，舜，禹的禅让，昔日认为绝无其事，今则对此的意见，较为缓和。此等处，一一都将旧说改正。自信今是而昨非，但亦不知今之果是乎？非乎？惟有仰望大雅弘达的教正而已。”（48）说考据的结论，不能径做事实，且“现身说法”，指出自己的观点也常常是“今是而昨非”。前文所说《白话本国史》中一些观点的改变，也说明这一点。但是，在“宋金和战”的问题上，似乎未见先生有“今是而昨非”。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这恐怕与吕先生的治史原则有关：（一）考据之结论，虽不等于事实；但要改变原先的结论，须先改变原先的考据。而原先之考据能否改写，在于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叶适《四屯驻大兵》等前人记载的合理解读。如无法圆满地对反面材料作出解释而回避不用，这不是他的态度。（二）不能因现实的某种目的而掩饰历史真相。1935年3月，吕先生撰写的《中国民族演进史》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指出：讲民族历史，“自然当力谋民族团结，但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史实真相。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以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本书不取这种态度”（49）。此篇序言写于1934年12月20日，而一年前--即1933年12月29日，教育部曾就《编写或审查各项课本如有引起各民族恶感之处，须格外审慎》下达一项法令，强调“本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无畛域之分，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馆，凡编订或审查各项课本时，如有足以引起国内民族间恶感之处，务须格外审慎，以副政府历年融洽各民族感情之至意。”（50）吕先生所说“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显然是针对这个教育法令而发。几乎是同时（1936年2月3日），陈寅恪先生在讲授“晋南北朝史”时，也谈到中学历史教学涉及民族问题是否当有所回避。他说：
    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予以为这是不必的。为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古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51）
    陈先生所说的“教育部令”，是否就是1933年12月的教育部法令，抑或如上文所说，只是有关部门非正式的通知之类，现无法查实。但吕、陈的言论都是针对教育部命令而发，都对当年教育部的这种命令不以为然。如将时间再往上推四五年，即1932年，顾颉刚先生为《古史辨》第四册写序言，也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52）然而，学界的多数人恐怕未必会像吕、陈、顾先生那样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或未必同意他们的意见。另一位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意见就截然不同。在1946年12月出版的《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十五”中，陈先生说：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其中矣。六经无真字，直即真字也。（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