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字，看似纯为叙事，但引用叶适的话，又注明详见《文献通考》。可见吕先生对“宋金和战”的基本意见没有变。这又是上文所谓“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矣（30）。
    《白话本国史》案后十年，吕先生撰《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长文，其中有一段论梁任公先生云：“他虽与人辩论，绝不肯作人身攻击。人家对他作人身攻击的却不少，他从不肯作一次的报复，只是晓示人家以辩论不当如此而已。……他为拥护真理起见，从不肯作歪曲之论，然又绝无求胜之见，所以到有关大局之处，宁受屈而缄口不言。当他主持《新民丛报》时，和《民报》相辩论。《民报》有一次，把君主立宪不利于满人之处畅发了，他以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若硬说于满人有利，则将流于歪曲，若畅说于满人不利，则将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缄口不言了。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31）此段虽是评述梁先生，盖也是先生之自况。事隔十年，吕先生第一次含蓄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歪曲史事真相，不妨害大局”--这大概是《白话本国史》案发生后，吕先生所抱的态度和宗旨。
    《白话本国史》的查禁和诉讼案，引发了当时学界的热议，其中有关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如何塑造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感问题，值得后人关注。当年熊梦飞先生的批评意见，或可代表历史教学界的一般看法。熊先生认为：历史教学应以“陶铸民族精神，训练公民道德为任务”，而吕先生所编的历史教科书，对民族英雄的事迹“或略而不述，或述而不详，或详而不加宣扬，反加曲解”，不但“于教育政策上所赋予的使命既未能负荷”，于历史学科所具有的本分“也不能做到好处”。他甚至认为，青年判断力缺乏，“读了这种史书，不知不觉会发生媚外心理”（32）。
    然而，熊先生所强调的，正是吕先生要努力避免和克服的。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有“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一节，吕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说：
    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不错，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这在欧洲，19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偏狭之见，较之德、日等国，可谓相差甚远，然亦不能绝无。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如中国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论，是很足以偾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颇受其弊。……大抵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有两种：（一）是把本族看得过高，如德、日两国，即犯此弊。（二）则把异族看得太低，如中国人总说蛮夷不知礼仪，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这两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实的真相而起。昧于真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过分崇拜英雄，则易于发生“利人济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啸吟风月天容我，整顿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其肯负一些责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时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夸大狂的样子。（33）
    相似的论述，也见之于吕先生抗战前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史学与史籍》讲义。该讲义之“史家宗旨今昔异同”一节，列出借鉴历史容易产生的三个弊端：一是“用以奖励道德”（诸如用以维持社会之正义、资以立身之模范等），二是“用以激励爱国爱种族”，三是“借以传播神教”（34）。其论述也甚详尽，可与上段引文相补充。
    无独有偶，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学术界，也是在1930年代，曾有过一场类似的学术讨论。当时的法国学术界推崇“进步的哲学”，历史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实证主义统领天下。教育界弥漫着一种高估历史的道德价值、强调历史教学道德化、教导化的氛围。哲学家、诗人保罗·瓦莱里却保有独特的清醒和警觉，他不惜与学界主流意见相左，告诫法国社会：“这是智力化学生成的最有害的产物。……它引发梦想，令民众迷醉，使他们产生虚假的回忆，夸大他们的反应，继续他们的旧伤，在他们心绪宁静时纠缠不休，诱使他们夸大谵妄，使得各民族痛苦、傲慢、无法忍受和爱慕虚荣。历史完全不做任何教导，因为它囊括并提供了所有例证”（35）。瓦莱里所说“这是智力化学生成的最有害的产物”，指的正是把历史用作宣传品所带来的恶果。就此而言，吕先生与瓦莱里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然而直到今日，“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的观念，仍为大多数人所赞同；而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却少有关注（36）。
    1924年，吕先生所撰的《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三年后，即1927年1月此书重印第四版时（下文简称“《新学制》第四版”），附了一份改正表。表中所列十四条，大都涉及称谓用词，如原写“白莲教匪”的，改为“白莲教党”；原写“川楚教匪”的，改为“川楚教党”；写“白莲教余孽”的，改为“白莲教余党”；原写“洪杨回捻之乱”的，改为“洪杨回捻之变”等等。又有二条涉及概念、术语的，一条初版云“日人遂要求我合办胶济路……迨俄国革命，与德言和。德人在俄势力大张。于是中国有与日本共同防敌之议”。改正表改为“日人遂要求我合办胶济路……迨俄国革命，与德言和。德人在俄势力大张。于是中国一班帝国主义之走狗乃有与日本共同防敌之议。”（37）（另一条见下文）这就是上文提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修改的另一次和另一部著述。
    此次修订，笔者之所以也推测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那是因为核查吕先生在此后所撰的几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如《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4年2月商务初版）、《高中复兴丛书本国史》（1935年5月商务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6年6月中学生书局初版）和《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7年7月商务初版）等，“川楚教匪”、“天理教匪”、“捻匪”、“捻寇”、“回乱”、“教匪之乱”、“川楚教匪之乱”、“天理教匪”等术语仍然使用（38）；而“一班帝国主义之走狗”一词，从未见之于吕先生的著述。此次修订，虽然大都涉及概念、术语，其缘由则与前两次一样，也是来自外界的影响。这三次商务印书馆对吕著的修改，或许事先告知过吕先生，或也征得吕先生的同意默许。不过，当年也有事属必须，又时间急迫，出版社未事先告知作者，而径直由编辑代笔修改的事。如初版于1934年10月的邓之诚先生《中华二千年史》，其有关南宋韩、刘、张、岳四大将的看法，大致与《白话本国史》同。邓先生认为：岳飞等南宋诸将各自拥兵自重，相互猜忌，不能同舟共济。且军费浩繁，虚糜国帑，对外难建寸功，因而和议不可避免。且书所引证的《文献通考》等史料，也与《白话本国史》同。1935年6月《中华二千年史》再版时，正值《白话本国史》的诉讼案闹得沸沸扬扬，出版社方面唯恐节外生枝、再生麻烦，便在事先未告知邓先生的情况下，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径直代笔修改（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