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于1995年初版，中译本由马万利先生译出，于2009年12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此书所论之根本性疑问，便是本文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译者马万利先生在《译后记》写道：“作者曾经告诉我，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我期待本书能引起国内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为了引起讨论，笔者曾撰有《历史书写中的谎言》（《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和《从谎言中读出真相》（《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8日）二文，但时至今日，未见有相关的后续讨论。
    （37）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附《改正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38）即《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中复兴丛书本国史》和《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俱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第590、591、592、604、893、1146、1147页。吕思勉：《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三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40页。
    （39）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于1935年6月再版。再版后的《中华二千年史》，对有关岳飞评议的文字悉数删去，而替代以《宋史》、《金史》等叙述战争经过的史料。有关秦桧的评述也做了修改（见《中华二千年史·四卷》，1935年，第301-302页）。据邓之诚先生1935年6月28日记，是日“又致商务书馆责问《二千史》上册再版未通知我之故。”（见《邓之诚日记》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著作再版，本是件高兴事，邓先生当致信商务印书馆表示感谢，何以反而去信责问？按笔者推测，此次再版的修改，事先未征求邓先生的同意，或也未来得及告知，故邓先生要去信责问之。
    （40）《上海商务印书馆启》，刊于《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国难后第13版之版权页。
    （41）参见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几点说明”，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第1页；吕翼仁：《关于〈白话本国史〉的两点说明》，刊于《文汇报》1963年11月26日；周劭：《蒋廷黻与吕思勉》，刊于《文汇读书周刊》1997年4月27日。
    （42）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第601、1157页；《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三册，第36页。
    （4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1944年，第530-533页。
    （44）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6页。
    （45）笔者查阅了近七十年来出版的关于岳飞的传记著述，上述史料无一不是略而不谈、刊落不引。按出版时间先后有：彭国栋：《岳飞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邓广铭：《岳飞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秀生：《岳飞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龚延明：《岳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彭国栋之《岳飞评传》和刘秀生《岳飞评传》，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叶适《水心别集》之《四屯驻大兵》无一引用。邓广铭《岳飞传》、王曾瑜《岳飞新传》则有选择地引用了《四屯驻大兵》“玩寇养尊”和“任数避事”八个字。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云云，上述几种岳飞传记都避而未用。
    （46）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写于1924年10月30日，原刊《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1925年1月3日出版；亦见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
    （47）王鹏运：《花间集跋》，见《四印斋所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2年，第551页。
    （48）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例言，第3页、第4-5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第311页。
    （49）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2-3页；亦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1-262页。
    （50）教育部印行：《教育法令续编（1933，3-1934，6）》，1934年6月出版，第406-407页。
    （5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8-99页。
    （52）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顾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5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下），《辅仁学志》第十四卷一二合期油印本，1946年，第206页。
    （54）“1946年6月23日致陈乐素信”，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7页。
    （55）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56）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写道：“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销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英]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耿谈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91页）
    （57）陈寅恪诗，写于1930年；见《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篑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