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他在给陈乐素先生的信中也说：
    据方司铎言，浙大曾有学术论文有伤本地大姓感情之事，足证予近日所主张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54）
    按陈先生之主张，上起“国家体统”、“民族感情”，下及“本地大姓”，凡因求真而引出“麻烦”的事，都应该避而不谈。换言之，因求真而不获致用，或者反而有害于用，历史学者就不该固执地一味“求真”，此时“不载不失为真也”。
    上述引录，并非是让顾、吕及两位陈先生互相驳难辩论。然而将这四位史学名家的看法稍加排列，就显示了问题的奇怪和独特：不能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学问研究的求真“不必过泥”；学问的求真“无避讳之必要”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简直匪夷所思。但历史学者则是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矣。
    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历史学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私人目的和利益取向来从事学术研究，遂成历史学家的使命。故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有义务把历史真相揭示出来；而社会当有“度量”去听取、参考或接纳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
    然而，史实真相的揭示，并非像说说“昨夜邻猫生子”那样简单。在这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于是，历史学家的求真，有时被斥为不识时务、不合时宜；有时则因言获罪，所谓“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55）以至于有学者惊叹：“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的历史真相，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56）真所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57），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注释：
    ①见本期第31-38页。
    ②刊误的订正，见于吕思勉自用的《白话本国史》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00、116、124、164页。吕先生的眉批，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
    ③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第350页；亦见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④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59页；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6页。
    ⑤吕思勉：《禅让说平议》，收入《古史辨》（七下），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267-270页；亦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61页。
    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册近世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55-56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见下文讨论。
    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2-63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见下文讨论。
    ⑧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见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33-439页。
    ⑨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0-112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47-650页。
    ⑩见《与宫崎寅藏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6页）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建国方略（一）》（《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4页）。
    （11）见《“三民主义”之第五讲》（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316页）及是年11月19日孙氏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0-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