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造成“一片散沙”的三个原因自相矛盾
    从孙中山以上的分析来看，异族的专制、民族精神的缺乏和自由的泛滥均导致了“一片散沙”。这三个原因，他显然认为都是站得住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孙中山并没有将它们并列在一起，而是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情势只谈论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也没有特别指出其中的某个原因是造成“一片散沙”的主导原因。可以说，这正是革命政治家投机行为的表现。
    然而，当我们把以上三个原因集合起来时，孙中山的自相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一方面，他说异族的专制把中国人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722～723、174、100、711、722、621、383、617、621、711～712、718～719、721、721～722、383、675、712、490页。）另一方面，他又说：“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试问，中国人究竟有无自由？
    一方面，他说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722～723、174、100、711、722、621、383、617、621、711～712、718～719、721、721～722、383、675、712、490页。）试问，建立在以家族为基础上的“国族”，就能使中国人摆脱迷信家族造成的“一片散沙”？
    对这些矛盾的化解，实际上不能回避对两个概念的理解：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族”？
    孙中山指出：“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722～723、174、100、711、722、621、383、617、621、711～712、718～719、721、721～722、383、675、712、490页。）如果“放荡不羁”就是“自由”的话，那中国就正如孙中山所说的老早就有充分的自由了。如果真如此，他说的“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黄金世界，极平等自由之乐。而降及后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的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厌，遂至弃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继之，以致积而成秦汉以后之专制。”（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722～723、174、100、711、722、621、383、617、621、711～712、718～719、721、721～722、383、675、712、490页。）的话，就不足为信。既然秦汉以后已是专制，再说中国人的自由是被满族专制完全剥夺，也难以成立。如果说自由是被专制者剥夺的，又怎么能说是因人民厌恶自由而放弃了自由？很显然，所谓的“放荡不羁”决不是“自由”。如果孙中山对严复的译著《群己权界论》有所了解的话，他可能不会有如此。严复曾明确指出：“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挂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注：[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也就是说，东西方语境中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孙中山不能明白“自由”的真谛，从他以下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注：《孙中山选集》，第722～723、617～618、620～621、618、523、679、679、711、711、490、526、483、994、507、562、602、722～723、484、540～541页。）因此，孙中山所谓的“自由”又是一种牺牲个人自由的集体自由，而实质不过是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这与西方建立在尊重个人价值基础上高扬主体性的自由，实在是大异其趣。
    至于“民族”，在西方一开始就与“国家”关联。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的音译--引注）。‘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但是二者又是不同的：“民族是由于自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注：《孙中山选集》，第722～723、617～618、620～621、618、523、679、679、711、711、490、526、483、994、507、562、602、722～723、484、540～541页。）而所谓的“自然力”，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它们“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注：《孙中山选集》，第722～723、617～618、620～621、618、523、679、679、711、711、490、526、483、994、507、562、602、722～723、484、540～541页。）不过，对于东方的中国来说，民族就是国族，“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注：《孙中山选集》，第722～723、617～618、620～621、618、523、679、679、711、711、490、526、483、994、507、562、602、722～723、484、540～541页。）言下之意，西方的国家未必由单一民族造成的，因此常常诉诸于武力，而国家观念也正是在武力建国的过程之中形成；中国由于长期由一个民族组成，所以可以经由家族观念的不断扩展，最后和平地形成国家观念。暂且不说他忽略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体系”。可以说，他的国家观念，不外是化家为国，其实质是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孙中山可能于梁启超对中国人“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的批评比较陌生，对西方真正的民族国家，即建立在民族自决权基础的主权国家，也无法认同。当然，孙中山又确实道出了中国式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独特性。那就是，坚持大一统和大同世界的理念。以这种理念而论，孙中山所生活的中国不正是“一片散沙”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造成中国人的“一片散沙”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异族之专制、民族精神的匮乏和过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