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理性价值。理性价值比经验价值更进了一步，人们常引培根的一句话，即“读史使人明智”，来说明史学的价值。所谓明智，就是指史学能给人以理性的启迪。史学不仅能够提供现实生活的参照系，而且能够渗透进现实生活本身，成为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谁能否认史学就是现实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恐怕不能。史学一旦从现实的“局外”走入“局内”，就会使其价值由经验升华为理性，片面的影射、比附就可被较为全面的理性认识所取代。这时，史学的价值就表现在它是人们思想准则和行为准则的一个组成部分。近来文化热的兴起，表明了史学界已经开始从狭隘的借鉴中解脱出来，寻求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结和渗透，反映了史学对理性价值的追求。有人认为史学只具备教育功能，虽有失偏颇，却恰恰反映出对理性价值的重视。不过，这种价值以有用与否为转移，一旦对社会无用，这种价值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能够给人以理性启迪，但如果对现实社会没有任何作用，那么，明智与愚蠢、理性与非理性将是等价的。因此，这里所说的理性价值，借用哲学界的一个术语来表达，指的是“经验理性”而非“纯粹理性”。
    二、科学价值。史学的科学价值，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价值。当前史学界争论的一大问题，就是史学的科学性和有用性，即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与判定。笔者认为，还是先把它们区分开来有利于讨论的界定。科学是不以有用与否为转移的。作为史学来说，它的科学价值在于求真，它的认知价值在于求用。因此，史学科学价值的评判，应当以其能否求真而转移。凡一项史学成果，只要能对历史的求真有所贡献，不管它是否有用，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价值。
    不过，本文所说的求真，并不绝对排斥求用。一方面，许多史学成果具有求真和求用的二重性；另一方面，求真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用途”，即史学自身发展之用。只不过求真之用，在于社会现实本身需求之外而已。之所以要加此解释，是因为一个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界限，常常会引起无谓的争论。
    那么，是否可以为史学的科学价值和认知价值之间划出更明确的界限呢？真与用的重合增加了这一问题的难度。只有真才能正确地认知，只有用才能对真进行验证。因此，真与用的分野，在史学价值分野上未能明确化。笔者认为，以史学研究中的目的性来区分认知价值与科学价值，有利于在实际中判定二者的不同。凡有目的（准确说是有社会目的）的历史研究成果，不论其目的是借鉴、资治或者明智，所表现的即认知价值；凡无目的（准确说是以历史自身为目的）的历史研究成果，不论其是偶然的发现或是潜心钻研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不以研究者主体为转移），所表现的即科学价值。
    史学的科学价值，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史料价值。即对历史现象的求真。凡能提供出人所不知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这种价值。如发掘出一件文物，考证出一件史实，等等。这种价值对于现实不一定有用，但它能使人们更进一步掌握历史真实。当然，这种价值有时是很有限或很微小的，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第二，规律价值。即对历史本质的求真。凡能从历史的归纳、演绎中发现新的历史规律，或对已知历史规律证实或证伪的研究成果（这种证实或证伪不能是对已有成果的重复），都具有这种价值。需要指出一点，许多人都以规律的有用性来解释这种价值，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混淆了认知价值与科学价值。有些规律，不一定对现实生活有用，例如，古墓葬的昭穆次序规律，对现实很难说有什么用处，但它却能求历史之真，故仍有价值，只不过属于科学价值。
    史学中的认知价值和科学价值虽然紧密关联，但却有不同。可以说，史学的认知价值，在于它对人们意味着什么，而史学的科学价值，在于它表现历史真实是什么。进行相应区分对于正确进行价值判断很有必要，而不是多此一举。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
    当前，历史研究中价值判断争论较多。在历史价值判断上，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以不同价值标准衡量同一史实；第二，在价值析取上各持一端；第三，在价值综合上各有侧重。在史学价值判断上，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混淆史学价值与其他价值；第二，混淆认知价值与科学价值。
    首先应当指出，价值判断对于一门科学来讲，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不是科学本身。价值判断所反映的，不是历史本身或史学成果本身的客观存在，只是人们对历史或史学的看法。所以，价值判断的差异甚至相反都是允许的，正常的，我们不能也不必强求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