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作册
    作册作为一种官职，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张亚初、刘雨二位先生说：“大体上讲，作册始见于商代，盛行于西周早中期，消失于西周晚期。西周中期以后被内史及内史尹(尹氏)所代替。《左传》《国语》上所见东周之史官也都是内史之类，作册一名就再未见使用过。”(17)作册属于史官，但与大史有别，而是服务于王身边的内史，(18)主要职责是记录王的言论。
    西周初年有作册佚，或称作册逸、史佚，是很著名的史官，他在武王伐纣胜利后返回镐京举行献俘礼时，曾经受命“繇[读]书于天号”(《逸周书·世俘》)，(19)在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的祭典中，曾经受命“祝册”(《尚书·雒诰》)，即“以册祝之”。(20)在西周中后期，作册或内史的主要职责仍然是在册命礼中宣读命书，“在讲到内史的二十六条金文材料中，有二十条是讲内史被王呼命册命赏赐官吏的”。(21)可见“繇[读]书”应当是作册独有的职业标志。
    《尝麦》中的作册在“正刑书”的过程中，先是“执策从中”，再是受命“策告大宗”，最后是“北向繇书于两楹之间”。其职责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作册完全相同，那么它应当是西周时代的官职则可以肯定下来。
    5.大祝
    大祝在西周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地位高至侯伯之列，比如：
    (14)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位，穆王飨醴，即井伯、大祝射。(长甶盉，西周中期，《集成》15.9455)
    (15)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周康宫，各大室，即位。益公入佑申，立中廷。王命尹册命申：更乃祖考胥大祝，官司丰人九祝。赐汝……(申簋盖，西周中期，《集成》8.4267)
    例(14)中的大祝与井伯一同参加穆王举行的大射礼，其地位之高是不言自明的。例(15)中的大祝，其下还有归他管辖的其他名称的“祝”，说明大祝有自己的属僚。这种情形在春秋时代以后是不曾有过的。据《左传》记载，周王室与诸侯国设有祝或祝史，但从未见有大祝，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春秋时代以后张扬的人类理性致使大祝、大卜一类的宗教官职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缘化，乃至于消失了。《尝麦》中的大祝在“正刑书”的过程中所做工作，是“以王命作策策告大宗”，即“大祝以王命令作策记录对刑书的修改一事告知大宗，这是由于王要把此事向神禀告”。(22)传达王命，作用自然重要，但与大正、大史相比，似乎又稍逊一些。这些都与西周时代大祝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因此说，《尝麦》中的大祝应当是一个西周时代的官职。
    6.士师及其他
    士师一职在青铜器铭文中未见，虽然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称为师某而为王之司寇与司士的材料”，(23)似乎有“师”与“士”结合的迹象，但毕竟不能说已经有了士师。在《尚书·雒诰》中有“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一句话，其中的“士师工”，似可句读为：士、师、工，表示三种官职，与士师不是一回事。在《左传》、《国语》中士师也未见，但在《论语》中两见，在《墨子》中一见，在《孟子》中三见，在《管子》中三见，在《晏子春秋》中三见。据此可以说，士师基本上是一个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的官职。据《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士师的执掌是司法讼狱，是王身边的近臣，地位很高。
    《尝麦》中的士师共出现了两次，在“刑书的推行”过程中，“士师乃命大宗序于天时，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风雨百享，士师用受其胾[职]，以为之资”。既然能向大宗、少宗下达命令，职位很高是可以肯定的。这不禁使我们产生三点疑问，一是职位如此之高的官员怎么在“正刑书”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二是“祠大暑”、“祠风雨百享”都是宗教事务，士师与之何干?为什么不是大祝或少祝?三是战国时代的士师是专职的司法长官，而在已经考证过的《尝麦》官职中没有一例这样的官职，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士师?据此，笔者推测，士师很可能是《尝麦》在战国时代被修改时遗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才给人以突兀的感觉。
    7.大宗
    在青铜器铭文中，无论西周抑或春秋、战国，都没有发现大宗一职。只有与之类似的宗伯，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洹子孟姜壶中出现了一次(《集成》15.9730)。在传世文献中，《尚书·顾命》有“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与“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際”两句话，提到了大宗，上宗即大宗。《左传》、《国语》中没有大宗，但有宗人、宗伯等。据此，笔者认为，说西周春秋时代有或没有大宗一职，似乎证据都不充分，还是以存疑为好。
    此外，九州□伯、邑、里君、采君等官职，在青铜器铭文中也能找到踪影，在文献中也不乏其例，但为了避免重复，对于这些官职的考证放到下文与职官系统的比较一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