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职官系统的比较
    1.大正(卿事)与大史所属的两寮系统
    上文对于大正的考察使我们知道，西周时代中央王朝的最高级别官员的职责中有刑罚狱讼的内容，受王命“正刑书”是恰如其分，《尝麦》中的大正应当就是这样一位最高级别的官员。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是最高级别的官员，而西周时代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就两三位，那么这位大正的官职专称是什么呢?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从《尝麦》的记载入手。
    《尝麦》记载的“正刑书”的过程涉及了两个最主要官员，一个是大正，另一个是大史，二者的作用在伯仲之间。首先，大正是“正刑书”的负责人，相应地，在廷礼中大史是大正的佑者。其次，“受[授]大正书”，即大正接受王的诰命，相应地，“大史策刑书九篇，以升，授大正”，可以说“正刑书”是在大正与大史的合作下完成的。在西周时代，大史是太史寮的长官，那么，这位与大史地位相当的大正，可能就是与太史寮相对的卿事寮的长官。
    据张亚初、刘雨二位先生研究，西周早中期的行政体制是卿事寮与太史寮并列行政，两寮长官的级别相当。西周晚期的行政体制变为卿事寮、太史寮、公族三者联署，由一位长官负总责。(24)为了清楚地了解这一发展脉络，请看下面的三例青铜器铭文。
    (16)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告于周公宫。公令延同卿事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延令捨三事令，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侯，甸、男，捨三方令……(作册令方尊，西周早期，《集成》11.6016)
    (17)王令缵司公族、卿事、大史寮，取廿锊。(番生簋盖，西周晚期，《集成》8.4326)
    (18)王曰：父厝，已!曰，抄兹卿事寮、太史寮于父即尹，命汝缵司公族，与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亵事，以乃族扞敔王身，取卅锊……(毛公鼎，西周晚期， 《集成》5.2841)
    例(16)记载的是，“周公子明保”接受王命主政卿事寮，职责是“尹三事四方”。例(17)例(18)记载的是番生、毛公接受王命主政卿事、太史两寮，在两寮之外，可能还有公族。西周晚期的行政体制，番生簋、毛公鼎反应得比较全面。相对而言，西周早期的行政体制，作册令方尊可能只反映了一部分。张亚初、刘雨二位先生认为：“西周早期与中晚期一样，应当为两寮执政，晚期的毛公鼎、番生簋都提到除‘卿事寮’外尚有‘太史寮’ 两寮相对而主于一人。殷墟甲骨文中也有太史寮之称。按道理讲不应该只在周初不设大史寮。”(25)如果将从商末到西周晚期的行政体制作一总体观察，就会认识到张、刘二位先生所说的西周早期有太史寮，而且太史寮与卿事寮并列行政，无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以上述对西周行政体制发展脉络的梳理为基础，再来看《尝麦》记载的大正与大史共同完成“正刑书”的过程，就会明显地感受到它应当是以卿事寮与太史寮并列行政为现实背景的。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其他参加“正刑书”的官员的归属则不难确定。大祝、大宗及其属寮，是太史寮的官员。(26)九州□伯，是卿事寮的官员。作册属于太史寮抑或王宫内官不好确定，大概是内官的可能性较大。宰与仆则可以肯定是属于王宫内官。
    如此之多的官职有条不紊，相互关系错落有序，而且都可以在西周的行政体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尝麦》的“正刑书”部分的职官系统不可能是春秋时代以后的，而只可能是西周时代的，因为我们从《左传》、《国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同或类似的行政体制，(27)至于战国时代将相分离的行政体制，与之更是大相径庭。再从大正与大史的平行关系来看，这一职官系统也不可能是西周晚期的，而只能是西周早期或中期的。
    2.邑[人]与里君所属的都邑系统
    在“刑书的推行”过程中，有一项内容是“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无卑[俾]民疾，供百享归祭闾率，里君[受用其职]，以为之资。野宰乃命家邑县都祠于太祠及风雨也，宰用受其职，以为之资”。说的是分别在都邑与野鄙中推行刑书的情况。
    邑在此处应当是一个官职，但无论西周、春秋，还是战国时代，职官中都没有邑。我们怀疑此处的邑应当是“邑人”，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邑人一职，比如：
    (19)唯二月初吉戊寅，王在周师司马官，各大室，即位。司马井伯佑师，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吴册命师。曰：先王既命汝，今余唯申先王命，命汝官司邑人、师氏。赐汝……(师簋盖，西周中期，《集成》8.4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