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佑师晨，入门，立中廷。王呼作册尹册命师晨：胥师俗司邑人，唯小臣、膳夫、守、[友]、官、犬，甸人、膳夫、官、守、友。赐……(师晨鼎，西周中期，《集成》5.2817)
    例(19)中，邑人与“师氏”并列，说明其职位较高。例(20)中，邑人之下有许多寮属，说明其职责较广。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例(20)中邑人与“奠人”相提并论，而“邑与奠即国与郊、都与鄙的对立关系”，(28)那么，邑人与奠人则应当分别是都邑与野鄙的行政长官。
    在邑人的主持下，邑中居住的“百姓”与其长官“里君”，分别“享于家”、“受其职”。百姓与里君对举，反映的是典型的西周时代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状况。比如：
    (21)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令史颂省苏姻友、里君、百生[姓]，帅偶盩于成周，休有成事。(史颂簋，西周晚期，《集成》5.2787)
    所谓“百生[姓]”、“里君”，朱凤瀚先生说：“‘百生’即百姓，与殷墟卜辞中的‘多生’意近，是指众多个家族的族长。”“‘里君’即是里之长官”。“‘里’是周初出现的地域组织，有‘里’的划分并不表明亲族组织已瓦解，此是地域组织与血缘组织共存状态。”(29)在上举例(16)中，里君是属于卿事寮的官员，与“诸尹”、“百工”并列，地位重要。
    在《尚书·酒诰》、《逸周书·商誓》中，有“百姓、里居”与“百官[姓]、里居、献[贤]民”，学者认为“里居”是里君之讹。(30)有这样的讹误，是后人对里君在西周时代是一种重要官职的情况已经全然不知所造成的。相对而言，只有《尝麦》保持了里君的原始状态，难能可贵。
    在西周初年，为了瓦解商遗民的社会基础，周人曾经将商遗民迁移到雒邑，在保存血缘组织的同时，规范以“里”这样的地域组织，后来又将这种统治方式推广到类似于苏等这样的王朝直辖地。(31)于是便在都邑之内形成里君与百姓共处的局面。反映在语言中就是里君与百姓的联称。《尝麦》中里君与百姓并列，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完全一致，是西周时代社会结构的真实写照，从而为我们今天判断《尝麦》的制作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与都邑职官系统相对的是野鄙中的职官系统：野宰、宰，在野宰、宰管理之下的组织是家、邑、县、都。
    在家、邑、县、都的组织中，家是家族，邑指的可能是聚落，都是宗庙所在的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县，县在西周时代的有无，一直是学者争论的问题。在此，笔者认为李家浩、李零二位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李家浩先生说：西周中期的免瑚、师簋中有“郑还”、“丰还”，还就是县，“‘睘与‘县’古音同属匣母元部，音近可通”，“周代的‘县’是指国都或大城邑四周的广大地区”。(32)李零先生同意李家浩先生的观点，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书·立政》有‘大都小伯’一语，就是指大都、小都之长。凡此皆可说明，都、县并不一定是东周以来才有，在西周时代应已存在。”(33)虽然在有的学者眼中这仍然不是定论，但要加以彻底否定恐怕也很难。笔者倾向于西周时代有县的设置的看法，但也期待着能发现更为坚实、充分的证据。
    野宰是野鄙中的行政长官，但在青铜器铭文与《左传》、《国语》等文献中都没有发现踪影。上举例(20)中与邑人相对的奠人可能是野鄙的长官。另外，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司鄙”一职(恒簋盖，西周中期，《集成》8.4199；楚簋，西周晚期，《集成》8.4249)，可能也与野鄙的职官有关。但它们与野宰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能否据此而否定野宰的存在，似乎也于理无据。看来对于野宰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3.采君与大夫的采邑系统
    采邑与都邑、野鄙一样，也是刑书推行的地区，“采君乃命内御丰穑享祠，为施，大夫[用受其职]，以为[之]资”。其中“内御丰穑”的含义不知，姑且存而不论。采君与大夫的含义比较明确，但是否采邑长官专称，则需要谨慎对待。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采邑的记载，比如：
    (22)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斥，易遣采曰，赐……(遣卣，西周早期， 《集成》10.5402)
    (23)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土。王曰：中，兹人入事，赐于武王作臣，今贶畀汝土，作乃采……(中方鼎，西周早期，《集成》5.2785)
    虽然采邑的存在确凿无疑，但却不见采君的称谓。不仅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没有采君，在春秋时代以后的青铜器铭文以及传世文献中也没有采君。倒是《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的鲁国季孙氏的采邑费之臣众对费宰南蒯所说的话，使我们似乎看到了采君的迹象。该段话是：“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这里的君指的都是季孙氏。但是将季孙氏看作自己的君是一回事，而将采邑的主人称作采君又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笔者推测，采君可能不是一种官职的专称，而是对采邑主人的一般称呼，因为采邑主人在周王室中有自己的职位，有自己的官称，没有必要再从采邑的角度另设专门官职以称呼之。这可能是在青铜器铭文与文献中都没有出现采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