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从皖北到鲁东有一个相对较大的间隔地带，即江苏省的淮北地区（以下简称苏北），这三个地区在地理上同属于淮河流域，且均位于淮河的北侧支流发育区：皖北豫东地区位于颍、涡、浍、沱河流域；苏北地区处在泗、沂、沭河流域下游；鲁东地区的南部则居于沂、沭河流域中上游。下面我们按早、中、晚三个阶段（注：大汶口文化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千五六百年之久，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大的阶段。 参见拙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13页。 ）来考察大汶口文化在这三个小区域的分布情况。
    早期阶段：苏北地区有较多发现，如邳县刘林、大墩子，沭阳万北，新沂小林顶等；鲁东地区的南部据说有所发现，但为数不多，并且迄今未见正式发表的资料；皖北豫东地区这一时期主要属于石山子、双墩一类遗存的偏晚时期，与大汶口文化分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
    中期阶段：苏北地区仍然有较多的发现，如徐州高皇庙，邳县大墩子上层，新沂花厅，沭阳万北等；鲁东地区南部的发现仍然不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处经过正式发掘；皖北豫东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晚段开始有零星发现，如亳县付庄和周口市区烟草公司仓库等（注：周口市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前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有较多的本地因素，后者中的非大汶口文化因素则更为显著。此外，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个别的大汶口文化墓葬（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其存在表明大汶口人已经来到郑州一带，但并没有改变这里原有文化的性质。
    晚期阶段：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甚少，比较明确的，只有苏北边缘地区发现的少数几处，如洪泽湖西北的泗洪县赵庄和连云港市郊区的二涧村等，中期阶段的一些遗址， 一进入晚期就基本消失了；鲁东地区南部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则迅速增多，如陵阳河、杭头、大朱家村、东海峪等，还有许多没有作过发掘的遗址大都属于这一阶段；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呈现迅速增多的趋势，如宿县芦城子、小山口、古台寺，萧县花甲寺，蒙城尉迟寺，永城黑堌堆，鹿邑栾台，淮阳平粮台，郸城段寨，商水章华台等，均属于这一阶段。
    分析大汶口文化三个阶段的遗址在苏北、皖北豫东和鲁东南部三个地区分布的变化趋势，我认为，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最有可能是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同时，鲁东沂、沭河上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遗存，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来自苏北地区。
    基于上述，将文化内涵方面的共同特征和遗址分布规律方面的变动趋势结合起来分析，可以认定，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开始渐次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
    以上我们论定了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系来自苏北地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迁徙呢？以往基本上没有人涉及这一问题。我曾经推测可能是由于大汶口文化人口增多、势力膨胀而进行的向外扩张（注：拙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应该作进一步的探讨。
    地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南部的苏北一带，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文化区相邻，两大文化区系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上的交往和联系。对于两者的交往，我们曾作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注：拙文《良渚文化的北渐》，《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大汶口文化与崧泽、 良渚文化的关系》，载《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双方关系的趋势是：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到中期阶段，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比较平稳，由各自文化中对方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可知，双方互有影响；大汶口文化中期中后段，良渚文化在南方迅速崛起，其分布区的北界已扩展至淮河故道一线，这已为在淮河故道南岸发现多处良渚文化遗址所证实。与此同时，在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内普遍感受到了来自良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呈波状分布，即苏北地区极为强烈，鲁南地区比较明显，鲁北和胶东半岛地区较弱。另外，以文化交流为主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花厅遗址显示的情况看，双方之间至少是在苏北地区采用了战争的形式（注：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即良渚文化在完全占领了本不属于其分布区的苏中地区之后，继续北上，在苏北地区和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展开了一定时期的争夺，结果是两败俱伤。此后，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前段开始，苏北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应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这一地区发生过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有直接关系。与此相联系，皖北豫东地区开始出现大汶口文化遗存，沂、沭河上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明显增多，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区域格局之下，他们的来源地只能是苏北地区。
    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原因，即水患。淮河下游地区地势低洼，排水比较困难，洪水可以给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造成极大不便。但促使人们远离故土迁徙他方，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洪水。我想只有一种可能，即黄河改道至淮河下游一带入海。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大规模地依靠人力来治理河道，这样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水灾，使人们原本平稳的生存空间遭到人力无法挽回的破坏，从而导致大量的人口外徙。诚然，在没有得到第四纪地貌学方面的可靠证据之前，这一设想还只能说是一种假说，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太昊系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后来迫于良渚文化的压力或水患，才举族西迁到了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其时约当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和晚期阶段。由于这一地区地处中原、东方和南方几大区域的中间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各大区系的文化交流和接触较为频繁，故保留下来的传说也相对较多。而仍然留在东方地区的太昊系部族的其他支系，尽管也创造了较高的文化，但因为偏居海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不过，太昊后裔之一的颛臾仍居于沂沭河谷的西部，并为东蒙主，或许还与其远祖太昊氏有关。此外，后世一直遵太昊为东方之帝，很可能与太昊氏最初居于东方相关。至于说太昊后裔较少，少昊后裔较多，则可以从太昊西迁之后，相当一部分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融合（注：大汶口文化向西迁徙，侵占了皖北豫东鲁西南一带，成为大昊系部族新的领地，而还有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继续西进，来到郑州、禹县、平顶山一线，有的甚至到达洛阳盆地和豫南鄂北一带，他们在较长时期内还顽强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当地的华夏文化所同化，成为后来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参见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而少昊系部族偏居于东方得以相对独立地繁衍发展中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