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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8)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史研究》 栾丰实 参加讨论

三、关于少昊的考古遗存分析
    少昊系部族分布的地望,主要在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鲁北的济、淄流域也是其重要分布区之一。这一地区内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自早至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周代文化。在这一长串考古学文化中,从北辛文化到岳石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属于同一谱系,其创造者是时代有先后的同一族系的人们。我们仍然按时代自后向前逐一进行分析比较。
    属于周代的考古遗存发现较多,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地区属于鲁文化系,以临淄为中心的鲁北中部地区属于齐文化系。他们周围同时还各自存在着一些或臣服于鲁、齐,或相对独立的小国家。如果没有出土特殊的确凿证据(如铜器铭文等),仅凭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几乎没有办法将其一一区分开来。
    商代遗存也比较丰富,从已有的发现看,起自二里冈上层时期,止于殷代末期。如与文献记载的史实相联系,汶泗流域的商代文化遗存主要应属于商奄和徐夷,鲁北地区则主要属于蒲姑(薄姑)。奄、徐、蒲姑,均为商代时期的嬴姓大国,属于东夷土著,系少昊氏之后。汶泗流域的商代遗存与殷墟商文化最为接近,变化也同步,典型的夷人土著遗存在这里基本不见。因此,我认为这一地区和商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从其名为“商奄”、鲁城内有“亳社”,以及周灭商后,商奄趁政局未稳,率先在东方带头闹事可以得到旁证。与汶泗流域相比,鲁北地区的商代遗存与殷墟商文化的差别较大,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商代遗存中,还保留着极为浓厚的夷人土著文化因素。当然,在整个商代时期,鲁北和汶泗流域还同时存在着许多小国,他们或夹杂在这些大国之间,或散布于周边,形势与周代相差不大。
    岳石文化在两个地区均有发现。笼统地讲,他们的族属应与《后汉书》提到的“九夷”中的一部分相对应(注:《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至于具体属于哪一分支的“夷”,则无法确定。在汶泗流域,滕州一带夏商时有薛,《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泗水一带夏商时有卞,《吕氏春秋·离俗》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国春秋属鲁,《春秋》僖公十七年:“会齐侯于卞。”杜注:“卞,今鲁国卞县。”今泗水县泉林镇有古城,是卞国故城。因此,薛和卞都是夏代和商初汶泗流域有一定影响的国家。《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所述齐地沿革,鲁北地区在蒲姑之前为逢伯陵,杜注:“逢伯陵,殷诸侯,姜姓。”其时代排在晚商时期的蒲姑氏之前,《续修济阳县志·沿革篇》云:“殷,青兖之域汤隶有逢伯陵”,按此推算,其时代至晚相当于岳石文化晚期。《山东通志》认为“逢陵城在今山东淄川废治西南四十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将其标于今青州之西。近年在济南之北的济阳县刘台子西周贵族墓地中屡见有“夆”铭铜器,如M6出土7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6件为“夆”器,“夆”即逄、逢,此墓为一代“夆”公无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由此学术界认为刘台子是西周时期的逢国墓地,如是,则西周时期逢国的地望可能在鲁北中部偏西一带。由此也可知,晏子所讲述的齐地,是指以临淄为中心的鲁北中部地区。而被取代者,很可能离开此地而迁居他方。
    龙山文化遗址在泰山南北地区发现较多。刘敦愿先生曾将其考定为两昊部族的文化遗存。把整个中国上古史与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应,龙山文化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和夏初。如作纵向比较,尧舜晚于少昊已如前述。另外,按晏子讲述的齐地沿革,鲁北地区“逢伯陵”之前是“季荝”,杜注:“季荝,虞、夏诸侯,代爽鸠氏者。”那么,“季荝”所处的虞夏时期就大致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夏初的重要国家有穷,其君后羿,亦作“夷羿”,属东夷部族。与有穷关系密切的寒、斟灌、浇、戈等,都在鲁北地区,且《水经·河水注》载:“大河故渎,……西流迳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国也。”所以有穷大约就在鲁北的中西部。夏初的后羿是灭国之君,其国可上溯到帝喾时期。尧时之羿亦甚为显赫,《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较详:“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从两者均善射来看,应属于同一族系的先后不同时期。尧的时代约当龙山文化早期,羿所射杀的大风、凿齿亦为东方夷族。青丘或认为在今广饶县内(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州府·乐安县》,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14页。)。《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载的“凿齿民”、“有人曰凿齿”,应为有拔牙习俗的东方居民,而非“齿长三尺”(或云五六尺)的怪物(注:参见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海岱地区从北辛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居民都有拔牙的现象。如细观之,海岱地区之内的各个小区有较大差别。从总体上讲,以汶泗流域最为流行,潍坊以东次之,鲁北地区较少。),其地望只能从流行拔牙的鲁中南和胶东半岛西南部求之。由此看来,尧时羿的地望也在鲁北中部地区。此外,为恢复夏王朝立过大功的有鬲氏,通常认为在鲁西北的平原县东南,从近年来在鲁北西部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素面陶鬲看,有鬲氏的取名或与大量使用陶鬲相关。
    汶泗流域,则应是皋陶、伯益的居地。皋陶的记载见于多种古籍。《论语·颜渊篇》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作土以理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关于皋陶的事迹,《尚书·尧典》、《礼记》、《论语》、《墨子》、《淮南子》、《史记》等多种文献有载,应实有其人,或者也代表一个部族。《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偃与嬴乃一声之转,多数学者认为“皋”即“皞”,再加上居地都在曲阜一带,所以,皋陶和少昊应属于同一族系,只是时代一早一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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