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蒋廷黻 研究近代史
    夏鼐不仅在时局激发和蒋廷黻影响下选择了历史专业，并且师从蒋廷黻展开了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他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外交史发生兴趣并进入这个领域，除了关心时局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选修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蒋廷黻对课堂教学极为重视。夏鼐记录，假期一结束，其他老师仍在假期状态之时，蒋廷黻已经一丝不苟地开始上第一堂课（第1卷，第155页）。在参考书方面，除了英文原版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外，蒋廷黻还印发自己编写的讲义《中国近代外交史（引论）》（第1卷，第140页）给学生学习。由于蒋廷黻一直抱有“根据中国书面资料，来研究中国外交史”（19）的志向，并且认为，“外交史与别种历史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国际性质。撰外交史者必须搜罗有关各国的文件。根据一方面国的文件来撰外交史，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20）然而，这一外交史研究的当然准则，西方学者却并不将之运用到中国外交史领域，是一个缺憾。（21）因而蒋廷黻既使用马士著作又编写中方史料作为教材，那既是实践自己在外交史领域内的民族复兴理念，又将这一理念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夏鼐所提到的这份讲义，其内容应该与蒋廷黻编写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22）大致相近。
    至于考试，则是蒋廷黻督促学生的一大法宝。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不仅有期末考，还有月考，（23）这样一个学期下来至少要考试三次。夏鼐对每一次考试的试题都做了详细记录。考试内容绝大多数出自具有史料性质的中外文著作，方式为名词解释十题和问答一至两题。名词解释题中，甚至以一船名、商人名以及某外国人的中文译名来考察学生的用功程度。（24）而问答题则多与蒋廷黻自己的外交史研究主题相一致。（25）
    蒋廷黻是一个严格要求、目标高远的导师，夏鼐则是一个嗜好读书的学生。除指定和开列参考书外，在上蒋廷黻的课程及写作相关史学论文时，夏鼐阅读过的相关中外书刊共计30余种，（26）还有并未明确写入日记的若干种。如蒋廷黻发表在夏鼐入学前的《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夏鼐显然仔细阅读过，（27）但并未记入日记。在蒋廷黻治史思路的影响下，以大量阅读中外史料为基础，夏鼐先后写作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争对等权的失败》、《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3篇论文及《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4篇书评。夏鼐每有得意之作，均马上拿给蒋廷黻请求指点，蒋廷黻不仅给出修改意见，并且帮忙推荐发表。
    尽管夏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十分用功，颇多心得，但他为自己选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却是关于清代长江中下游的田赋问题。（28）这个选题得到了蒋廷黻的首肯。为夏鼐搜集论文资料，蒋廷黻还修书一封，请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予以协助（第1卷，第210页）。1933年12月22日，夏鼐将毕业论文大纲交给蒋廷黻审阅，蒋廷黻认为写得不错，但希望夏鼐再多读几本参考书。1934年2月5日上午夏鼐想以图书馆未编目图书来充实毕业论文，去向蒋廷黻请教。蒋氏与夏鼐“同赴书库中”，可惜“新购未编目书籍乱堆一处，无法检寻，废然而返”（第1卷，第218页）。5月31日，论文写好，夏鼐交给了蒋廷黻。6月13日，得到蒋廷黻肯定。“据云，毕业论文已阅过，做得颇不错，但希望修改后再发表。又说我的文章的弊病，一在贪多，因之屑琐散漫，不能擒住主要点去发探，所以这一篇4万多字本子，最好能删成3万字左右；二在文气不尊重，常夹杂报章杂志通俗文章的油腔，学术论著应严肃一点。又指出篇内有一处以江苏情形推论全国，中国各地情形不同，此种推论太危险”（第1卷，第244页）。夏鼐修改之后再交给蒋廷黻，蒋廷黻显然比较满意，“允为介绍《清华学报》上发表”（第1卷，第248页）。
    蒋廷黻对夏鼐未来求学计划之设计与指导
    夏鼐是历史学系第六级毕业生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尽管平时不善交际，除蒋廷黻外，从他的日记中，甚至都看不出来与开课的其他老师如雷海宗、刘崇、钱穆、陈寅恪在课外就读书治学有任何往来；（29）但是，蒋廷黻主持下的清华历史系，自始就把培养年轻的后继人才作为办系的首要宗旨，（30）因此，对于优秀学生向来十分注意。除了注意之外，还亲自参与设计学生将来的发展计划。（31）
    1933年5月31日，夏鼐将自己的毕业论文交给蒋廷黻，因为早就思考和担忧未来的人生和学术之路，他顺便向蒋氏请教毕业后如何发展。蒋廷黻给他指了三条道路：一是进研究院。国立清华大学自1929年起开办研究院，历史学系设研究所则是在1930年夏季，（32）同年开始招生。最初没有规定学制，1933年从历史学系研究所毕业的是朱延丰和邵循正，他们也是国立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培养的第一届硕士。蒋廷黻认为这是夏鼐最优的选择。因为“这一班里进研究院的很少，（33）将来希望较大，如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将来可赴伦敦经济学院去研究”。虽然本校毕业生也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获得资送出国的机会，但是在蒋廷黻看来，考试对夏鼐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二是参加留美公费生考试。蒋廷黻指出，这方法有其弊端，因必须依据每届指定的招考科目去应考，万一没有合适的专业，就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机会。这一点在次年夏鼐投考时不幸应验。最后一种办法是找工作。因为在写毕业论文时，蒋廷黻曾介绍他去北平社会调查所查阅资料，因此进社会调查所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蒋廷黻认为，“调查所中，如努力工作，前途亦颇远大”。夏鼐听了蒋廷黻的这番话，“颇觉满意”（第1卷，第241页）。
    但是最后一套方案因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而作罢，（34）蒋廷黻转而为夏鼐进研究院这套最优方案做了进一步的规划。夏鼐提出，研究院所费时间过长。朱延丰和邵循正因是第一届学生，研究院如何办理还处于摸索之中，因此花了近三年时间方才毕业。蒋廷黻告诉夏鼐，经过此一探索，研究院已初步确定将来的学制为两年。吸取第一届培养硕士的经验，蒋廷黻认为夏鼐最好于第一年就修完全部学分，而将两次考试中的初试提前至第二学年的起始就进行，这样就能留出近一年的时间来写毕业论文。（35）历史学研究部可以招收学生方向的有两个，一是中古史，一是清代史。（36）因此蒋廷黻又早早地向夏鼐提示了可以研究的论文题目：“（1）清代贵胄（一、二品）之出身（贵，富）；（2）清代督抚之分析（出身，职权等）；（3）清代御史制度（或限于对外交问题之见解及其效果）；（4）清代驾驭藩属之政策；（5）清代满汉势力之消长；（6）清代军机处之始末（组织，职权，人员，变迁）。”（第1卷，第248页）由此可见，蒋廷黻是有意培养夏鼐为历史学系的研究人才的。蒋廷黻事后回忆在清华期间所做的此种工作时说：“我很高兴，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37）虽然最终没有进入研究院，但作为当初被蒋廷黻极力勉励进入研究院的一员，夏鼐显然已经进入了蒋廷黻的着力培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