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1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1935-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1943-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②以笔者目前所见，尚无一篇以此立论的学术论著。1980年7月，在日文版的《考古学论文集》中，夏鼐亲自撰文说明自己学习考古学的经过，简单提到“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我的兴趣是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见氏著：《代序：我是怎样开始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见《夏鼐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该文写作于1980年7月22日，原文刊载在1981年夏鼐著《考古学论文集》日文版上，为原文摘录，标题为编者另加。
    ③夏鼐在《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中提及清华求学经历时，虽然在列举“文史方面”的“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时，提到了蒋廷黻，但既未点出吴晗与蒋廷黻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没有明言自己与蒋廷黻的师生关系。见夏鼐、苏双碧编：《吴晗的学术生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夏鼐去世前，王仲殊撰写并经夏鼐亲自审定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亦未有此种说法，见氏著：《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第678页。
    ④陈星灿：《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原载《万象》2004年第10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⑤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纪念夏鼐先生诞辰90周年》，《考古》2000年第3期，第81页。
    ⑥2000年出版的《夏鼐文集》中，编者为该文下的按语说：“本文是作者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在蒋廷黻指导下，于1934年5月写成的毕业论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编辑：《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同年，王世民在《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中修订1987年初稿的相关内容，添加了“在蒋廷黻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内容。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第40页。
    ⑦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⑧转引自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下），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1395页。
    ⑨《夏鼐日记》（共10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与夏鼐子女夏素琴等共同整理，全书10卷400余万字，201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记起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夏鼐病逝当天，历时50余载。日记未及的1931年以前的情况，则据夏鼐遗稿摘录整理为“家世与少年时代”。全书整理情况详见王世民：《我们怎样整理〈夏鼐日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9版。
    ⑩参见《本科教务通则》第十六、第十七条，《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0年度。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9-120页。
    （11）夏鼐在日记中提到：“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一系好，临时再行定夺。”《夏鼐日记》（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加注卷、页码。
    （12）综观夏鼐在清华三年期间所听的演讲和老师课堂内外所发的一些感慨，只要是有关时局的，基本都作了详细记录。而比较空泛的演说，则提不起他的兴趣，在日记中对演讲者的不足之处也直言不讳。如夏鼐对胡适演讲记录就极简略。1931年5月13日《夏鼐日记》：“下午听胡适之讲演《禅宗是什么》。”1932年10月13日又记：“听胡适之讲演。”又如对冯友兰的演讲很不满意，1931年3月4日记：“下午听冯友兰讲演，题目是《中国哲学史中为什么没有近世史》，讲得声音既不大高，而且又加口吃，只听得他‘这个，这个’的乱叫，听后终于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又如记陶希圣演讲，1933年1月5日记：“今天陶希圣上课时撇开正功课不讲，对于时事发表大批的言论，足足讲了二小时的辰光。”尽管是讲时事，且夏鼐也作了要点记录，但是从字里行间来看，似乎对陶希圣占用上课时间颇为不满。然而对蒋廷黻的言论记录可谓一丝不苟，虽未曾加以点评，但相较而言，已是一种欣赏的表示。